摄影/日升

 父亲走了快20年了，每每想起我心里总怀歉疚。因为在他最后的那些日子，我总是忙啊忙，没空陪着他。

    记得父亲走之前的那个傍晚，已经卧床不起的他，把我叫到跟前，仿佛有重要的话要说。我等了好几分钟，他才吃力地低声说：我把自己的一生都写下来了，别嫌啰唆，里面酸甜苦辣什么都有，以后有时间可以看看……说完，就让母亲把7本没有封皮的白色笔记本交给我。

    我一愣，拿起一看，每个封面上都认真地写着一行字：一个农民儿子的故事。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好像有几十万字。父亲什么时候动笔、什么时候写完，对此我全然不知。更惭愧的是，事后许久，我虽翻过，也挑着看过，但并未完全读完，就把他的作品同其他一些物品“束之高阁”了。

    没想到，有一天女儿突然说，我要为爷爷整理这本书，并把它印出来！这着实让在场者心里暖暖的。女儿还说，爷爷的书，你这当儿子的总要写点什么吧。我赶忙应承：好的，好的！

    实不相瞒，一打开记忆的闸门，我首先想到的是怕。真的，从小到大我对父亲其实挺怕的。小时候，我家就借住在县城一个叫“阳和门”（又称谯楼）的地方。楼不高，下面是个城门洞，上边飞檐翘角，古色古香，虽经久未修，却是县城的一处古迹，据说始建于南宋年间。站在阳和门上面，前边可以望见长长宽宽的徽州府衙，后来叫“人委会”的大院；后边有一座高大的八脚石牌坊，四边柱廊上刻着大大小小的字，长长一溜，看不甚懂。那个时代，县城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标语口号。咱们小孩也不甘寂寞。一天放学，我就沿着女儿墙，用墨汁歪歪倒倒地写上几行字，大概是“打倒某某某”“某某某是大坏蛋”之类。但这就闯祸了！父亲发现后，严厉责问我和弟弟：谁写的？是文物知道不？发怒的父亲像是头狮子，脸都气走形了。没法子，我只好承认。换来一顿暴打不说，还被迫哭着用水去洗刷，弄得满脸满身都黑乎乎的。

    以后我们住进了大院子。那时没有自来水，前后却有两三口古井，各家各户就靠它们生活。不知什么时候起，父亲就要求我除了给家里挑水，还要为邻居汪伯伯挑。有一天，父亲下班，开口就问，汪伯伯家的水挑了吗？才打篮球回来的我想也没想就应了一句，挑了！事后父亲了解后，知道我说谎了。结果如何？你懂的！

    印象中，犯事被揍好像还有，反正父亲挺凶，不怎么可爱。我有时甚至想，怎么摊上这么一个不讲理的父亲？倒霉。

    有多少父子就有多少故事。父亲也有让我吃惊的地方。小时候，父亲经常讲，他是祁门老胡村走出的不多的自学成才（私塾旁听生）的“秀才”，读师范，那是因为家里穷，可以不交学费。

    父亲很固执，做事追求极致。“当年跟着你父亲干展览的活，那是要脱一层皮的。有一年要代表徽州去省城办展览，你父亲负总责，我和程极悦一个画一个写，起三更落半夜，有时为一句话、一个小人物不知来来回回推敲多少遍。当然，最后的展览那办得是顶呱呱的，打遍全省无敌手呢。”几十年后，他当年的同事、画家汪家龄成为我的报社同仁，就是这么“揶揄”他的。是的，从小我还有点鄙视父亲，一个小小科级，还是副的，有必要整天下乡、加班加点，还要倒贴“春秋”“大铁桥”香烟什么的吗？可他总是乐此不疲。

    父亲在人委会大院，开始是干事，很多年之后才当了个小秘书，无足轻重，默默无闻。但起得早，很勤劳，倒是出了名的。别人家才刚刚起床，父亲就拎着铁桶下河洗衣回来了。谁家有个什么事要赶早，只要说“小胡，明早叫一声”，保准不会误事。而我们兄弟俩就遭殃了，因为好像从来没有睡过懒觉，还要帮人家挑水、打扫卫生什么的。那时母亲在乡下教书，我们跟着母亲在乡下，只有等到周六天黑时，才能回到城里。刚兴奋了一晚上，天不亮又被父亲从被窝拽出来，你说窝囊不窝囊？学师范的父亲对此还常振振有词：黎明即起，孜孜为善！这是古训！

    为了奖勤罚懒，父亲还有一招最“险恶”。那就是谁睡懒觉，没完成挑水，或晨读没背下来该背的，谁中午就不能进食堂买肉吃。这可是天大的事。平时在乡下，学校食堂是不炒菜的。一周一瓶豆腐干炒酱，一日三餐如此。所以进城过周末，最惦记的就是人委会食堂里那二角钱一小碗的红烧肉或粉蒸肉，虽说其实只有两三块小肉盖着，还多是肥的，但反正一咬有油，饭就香得不得了。

    不咸不淡的日子，倏忽而过，到了1977年。这一年，有个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兴奋点——恢复高考。可是我却走了“麦城”。事后虽然有资料表明，那年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录取率，还有那么多“老三届”扎堆，可是，我一气之下，不顾一切，要远走高飞，去大西南当兵。母亲不同意，父亲却放行，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好在一到部队，形势出现“拐点”。新兵连最怕“紧急集合”，有的战友睡前连铺盖都不打开，一直在等哨子响。而我不怕，早起已成习惯；站岗最悚凌晨“两点岗四点岗”，而我坦然，照睡照起，从来没有脱过岗。之后，又凭优秀的表现和一手“好字”被上级后勤分部机关相中，调往重庆，当了广播员、放映员，连整个机关大院的作息时间都由我“发号施令”呢。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当年特别心烦的父亲叫早和他劝导的“黎明即起”，开始产生效益了。直到那时，也才从内心上与这位不讲理的父亲稍稍有些靠拢。原来父亲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也许不完美就是一种真、一种爱。

    我与父亲之间，还有一件事刻骨铭心。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当兵已有3个年头，正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参加军区电影技术培训班。一天，突然有人在广播里喊有我地方长途电话。待到我赶到值班室，电话那头传来父亲很小很小的声音：“没别的事，家里一切挺好，你放心！”说完就挂了。当时纳闷，没别的事，打什么电话？也未作深想，心想再有几个月就可以探亲了，就忙其他的去了。过了些天，又接到父亲和母亲一块写的一封信，好像还附了一张父母弟弟他们仨在一起的照片。父亲依旧那般严肃，母亲依旧堆积挂念，弟弟果然长高了。母亲还嘱咐：弟弟要的军帽，探亲记着带上啊。我赶忙回信，并告知具体毕业、回家时间。离家3年了，头一次探亲：与父母团圆，与弟弟相牵，与同学欢聚，一切都变得那么令人期待！

    终于回家了！

    那时皖赣线刚开通，火车站在新区，黑灯瞎火。一班同学分别把守一节车厢，很快就把我“逮”到，长长一溜自行车，一路铃声清脆地把我送到了家。我原本要拿出重庆怪味豆招待大家的，可是转眼所有同学都不见了，只剩下父母。我一下子不适应，弟弟怎么不在家？我四处望望，连连发问。这一问引起了母亲的号啕，父亲赶忙扶母亲坐在床上，这才一五一十告诉我真相：原来半年前，弟弟下河游泳发生了意外！当时大院里不少人建议我父母，赶快发电报把我叫回来，母亲眼巴巴地望着父亲，要他赶快办。可是父亲犹豫了。他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暂时对我封锁消息，并和所有亲戚、朋友、同学都打了招呼。他的理由很简单，悲剧已经发生，我们只有承受，再说我正在集训学习，马上就要毕业，绝对不能影响我的前程。后来在母亲再三央求下，他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了那个什么都没说的电话。听完这一切，我傻了一样，期待的合家欢刹那间变成了煎熬。弟弟走了，家里的天仿佛塌了。整个假期，我都在安慰母亲，过去生龙活虎的父亲也变得沉默寡言。

    又要离开家回部队了。母亲哭成了泪人，怎么劝都不行！临睡前，父亲照例又问了句，“明早几点叫早？”我本想说，不用了。我已当兵3年，生物钟已校得准准的，哪还用再叫早？但我没阻拦，说：“4点吧！”说罢，就出门上二楼那个曾经与弟弟共同居住多年的房间去了。整理完衣物，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一会儿想着弟弟，摸着他曾经想要的崭新军帽，鼻子一阵酸酸的；一会儿又担心起母亲来，刚刚团圆没几天，她煮的一大锅茶叶鸡蛋还没吃完呢，就要走了，母亲今后的日子怎么办？想着想着，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还真是父亲叫醒了我。当我推门要迎父亲进来时，他已转身下楼，筒子楼长长的过道，留着他长长的背影。

    以后每次探亲，或长或短，“格局”依然没有变。再晚再早，不论是醒着还是睡着，父亲照例来叫早，只是父亲慢慢在变老，敲门的声音也越来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