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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被索30万彩礼要求女方也陪嫁30万：不给就只出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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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被索30万彩礼要求女方也陪嫁30万：不给就只出10万
据法制日报5月9日消息：邓先生的结婚计划，如今被30万元彩礼打乱了。他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彩礼，想降低彩礼数额却遭到女友拒绝，理由是“她也没办法改变家人的决定”。
邓先生的女友是福建人，两人恋爱3年有余。为了给女友一个幸福的家庭，邓先生贷款买了房。今年年初，双方开始讨论结婚事宜。没想到，女友的家人提出要30万元彩礼，房子也要加上女友的名字，房子的装修费用可以由女方来出。
对于上述要求，邓先生没有立即同意。他认为，彩礼应该双方商量，充分考虑男方的经济条件。于是他向女友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提供30万元彩礼，女方得陪嫁30万元；二是提供彩礼10万元，不要陪嫁。
女友家人以“在老家结婚，彩礼都得30万元左右”为由不同意。如今，双方陷入了拉锯战。
“因为彩礼，婚礼遥遥无期，结个婚太难了。”邓先生很是无奈。
（《天价姻缘》 漫画：李晓军）
30万彩礼是“正常水平”？
对于彩礼问题，《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福建当地人，大家都说30万元彩礼是“正常水平”。来自福清市的于女士称，按福清当地的风俗习惯，在家庭条件还不错的情况下，彩礼最少要30万元，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可以先给一部分，剩下的之后补上。
来自江苏的乔先生也因彩礼问题焦头烂额。他的女友是浙江衢州人，结婚前，女友家人提出要28.8万元彩礼，且女方在当地办喜宴的费用由男方承担，这部分酒席钱需要预先提供给女方，按20万元计算。
“我准备了18.8万元彩礼，以为已经很高了，没想到女方要28.8万元。并且由男方承担回门宴费用一事也让人不理解，可是在网上一搜，发现浙江衢州确实有这种习俗。”乔先生说，这样算下来，他要提供给女方的钱就是50万元，还不算房子、车子，以及要买的金银首饰，“压力实在太大了”。
来自衢州的李女士说，目前衢州部分地区彩礼最低是18.8万元，28.8万元的彩礼也很常见。一般这笔钱会留给新娘家，部分家庭会返给男方2.8万元、8.8万元不等的金额。
“天价彩礼”不断出现新变种
另据新华社5月9日消息：“五一”前后是婚礼高峰，“彩礼”也成为热议话题，动辄二三十万元，还要“三金”或“五金”；在一些地方，“天价彩礼”改头换面、花样翻新……
不久前，湖南小伙陈建雄到女友内蒙古老家提亲。女友家长辈提出，结婚前需要给20万元彩礼，并购买“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还要求在长沙买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男方出首付。
“这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这些钱加起来得有近百万元，就算‘咬咬牙’也拿不出这么多，只能想办法四处去借。婚还没结，就得先欠一屁股债。”陈建雄说，面对“天价彩礼”，他有些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家人沟通。
近年来，相关部门和一些地区加大了对高额彩礼综合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此同时，“天价彩礼”也衍生出各种新变种。
（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采访发现，相比于传统的给大额现金、购买“三金”，如今有些地方“天价彩礼”衍化成房子、车子、存折等。
例如，在山东、河南、甘肃一些县区，彩礼存在“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等说法，其中“万紫千红一片绿”是根据人民币颜色而来的通俗说法，包括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和若干50元，算下来超过15万元；“一动”则指小轿车一辆，“不动”指在城区有一套房子。
在一些地方，索要彩礼方式也在改头换面，男方要将一定数额的钱放在存折或者银行卡里，婚前给到女方手中。“有多少钱不公开，但是彼此心知肚明，主要是看男方的诚意，也为了避免结婚当天男方反悔不给。”一位受访对象说。
为了让“天价彩礼”变得“名正言顺”，一些农村地区将彩礼改称“恩养钱”。受访对象表示，男女订婚时在明面上不提“彩礼”二字，双方家庭也不直接对外说要多少钱娶媳妇，改成报答女方父母养育之恩的钱。在一些地方，男方婚前要为女方或女方父母购买大额保险。
不少乡镇干部说，这些变相彩礼其实和原来的现金并无两样，这些所谓的“习俗”也并非真正的民俗，但乡镇政府、民政等部门一旦进行制止或约束，往往会被村民指责“破坏习俗”，因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来源：中新经纬）
让婚姻始于爱，彩礼归于礼
记者调查发现，高价彩礼易引发婚姻矛盾。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相关关键词，男方婚前支付高额彩礼，婚后因种种问题导致离婚及引发财产纠纷的案件不在少数。
在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召开的“推进移风易俗 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曾表示，从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从大量纠纷处理中可以看到，高额彩礼并不是保障家庭幸福的秘笈，反而可能成为矛盾纠纷的导火索，不仅不利于婚姻关系的建立和长期稳定，甚至容易引发两个家庭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
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提出治理目标是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在部分地区持续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近年来，一些地方纷纷出台政策，整治“天价彩礼”问题。比如，河南省宁陵县将婚丧礼俗规定普遍纳入村规民约，倡导彩礼不高于3万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的实施意见，制定了12条正向引导措施和5条负面约束措施。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2022年颁布施行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当地有关部门根据该条例联合发文规定彩礼不得高于10万元，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今年2月1日起施行，其中再次重申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说，关于高额彩礼及其抵制，在法律层面并无专门规范。彩礼《规定》也只是规定了不能借婚姻之名索取彩礼，但未对高价彩礼作出具体规定。他认为，婚姻中各种不合理费用的治理既需要硬法守住底线，又需要运用软法来系统施策。就硬法制度设计而言，重点在于切实维护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禁止利用高额彩礼干涉婚姻自由，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截取礼金作为介绍费等行为，并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作保障。就软法制度设计而言，关键在于发挥各政党、团体、组织的调节作用，弱化彩礼“财”的补偿性功能，增强其“礼”的象征性本质。
极目新闻
一人结婚，全家举债？部分农村婚姻失衡调查
部分农村婚姻失衡调查（上）
高成本化：一人结婚，全家举债
半月谈记者 武江民
近年来，高价彩礼问题频频引发关注。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农村地区包含彩礼在内的婚姻综合成本上涨，有男方为结婚花百万。彩礼在内的婚俗成本飙升，不但违背了礼俗本义，物化了人格与爱情，而且加剧了婚姻焦虑，引发“恐婚”“不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既怕儿子不结婚，又怕结婚娶不起
32岁的刘辉（化名）因为彩礼“没谈拢”去年刚告别一段感情。在辽宁沈阳市长白劳务市场，穿一身迷彩服的刘辉掰着手指给半月谈记者算账：彩礼15万元，县里的房子和车首付还得30万元，女方还想和他一起置办个铺面，这对他来说实在有些困难。
在刘辉的家乡辽宁鞍山市台安县，10年间结婚彩礼从5万至8万元涨到了15万元左右。刘辉说，现在村里娶媳妇的标配是一套房子、一辆车还有四金（金戒指、金耳环、金手链、金项链）。“有人家为娶媳妇欠了饥荒，一人结婚，全家举债。”刘辉说。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历时一年，调研全国14省份33个县的一手案例发现，全国彩礼出现了持续十余年的上涨，2021年彩礼平均数约为14万元。
狂飙的彩礼只是农村结婚成本的其中一项。除彩礼外，一些地区的男方家庭还需面对约5～10项的婚俗支出。在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除彩礼18.8万元外，还需支付改口费、盖头费、三金、酒席、拍婚纱照等。如果加上城区的房子和汽车，一些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往往超过百万元。
课题组研究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说，在一些地区，还出现男方家庭越穷负担越重的现象。一些女方家庭看到男方家庭条件不好，会要求更高的彩礼，作为婚后夫妻经营生活的成本，以此保持婚姻的稳定性。
结婚高成本给不少普通农村家庭带来压力。在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三合村，产业少土地贫瘠，人均年收入在1.5万元上下。54岁的陈大姐养了10余头猪还磨豆腐，一年收入3万多元。“能挣一点是一点，儿子也快奔30了，现在既怕儿子不结婚，又怕结婚娶不起。”陈大姐说。
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
城镇化、攀比心理、男女比例失衡，是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伴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推进，社会心理的复杂化、部分地区男女比例失衡加剧，治理高彩礼的难度也在加大。
调研组发现，在迅速城镇化过程中，新一代农村青年生活预期普遍在城市而非乡村，依靠父代托举进城的新建小家庭，想要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一个最为快捷的方法，就是通过索要足额彩礼“一步到位”。
与此同时，高彩礼也是许多女性家庭防止婚姻出现危机的一种预防措施。出生在河南某县的小凯告诉半月谈记者，原本女方不要彩礼，临结婚前又提出增加20万元的彩礼，“因为我家全款在郑州买房未加女方名字，她的父母怕女儿吃亏”。
在江西、福建、浙江和江苏等地区的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年轻女性资源大幅度向发达地区聚集，村子里剩下一批光棍，也导致彩礼水涨船高。
东北地区一个村支书告诉半月谈记者，留在村子里的10余个年轻男性一半是光棍，平时几乎见不着适龄女孩。在江西省鹰潭市，2021年一位出价28.8万元彩礼的男性被另一位出价38.8万元彩礼的男性截胡，最终相亲失败。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齐心说，彩礼是在多种因素长期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习俗，很难通过单一政策改变。许多农民一面苦于高价彩礼的沉重负担，另一面又乐于遵循传统，把索要或给付彩礼当成一种人生任务。
治理办法还需进一步丰富
当前多地将彩礼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并广泛推广，但取得实效尚需时日。辽宁省昌图县河信子村党支部书记赵国友说，许多家庭的彩礼是私下商议，村委会很难掌握，即便了解也很难有合适的身份去干预，只能进行宣传和引导。
近年来，一些地方尝试给彩礼设置红线，比如山东巨野县出台文件移风易俗，提倡彩礼不超6万元。受访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礼攀比的风气。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婚俗名目繁多，一些农民即便遵守政府制定的彩礼金额，也可能通过增加改口费等婚俗索要金钱，婚姻综合成本并没有降低。
高价彩礼屡屡触动社会神经，折射出社会的婚姻成本焦虑。要想遏制不断上涨的婚俗成本，治理办法还需进一步丰富。
“关于彩礼的新风尚，各地舆论宣传引导效果不够理想。”齐心说，一提到彩礼，许多家庭常常避而不谈。应该加大对低彩礼、无彩礼地区婚俗文化的宣传推广力度，并适时开展全国性的婚俗新风宣教活动，集中力量在全社会形成强大舆论氛围。
长期在农村解决矛盾纠纷的赵国友告诉半月谈记者，高彩礼常常给婚后家庭矛盾埋下隐患，许多家庭在离婚时因为彩礼问题闹上法庭。赵国友建议多宣传这种反面案例，提供负面警示。
王德福表示，当前遏制高价彩礼的政策还是呈点状分布，应该将一些地区良好的政策和经验进行总结，因地制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些重点省份还应该专项开展高价彩礼整治等省域婚俗改革工作，将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的负面清单，增强各级党委政府治理责任，形成多层次跨区域的协同治理网络。
部分农村婚姻失衡调查（下）
低保鲜率：一言不合，说离就离
半月谈记者 马晓媛 武江民
与结婚时水涨船高的彩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农村婚姻的“保鲜率”越来越低：在一些农村地区，夫妻离婚从“丢人现眼”到“见惯不怪”，离婚群体也呈现年轻化趋势。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承担着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重要功能，家庭的破碎往往带来多重危害。
从“丢人败兴”到“不稀奇”
在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三合村，村民张大姐告诉半月谈记者，村子里10对结婚有一半都离婚了，离婚的原因五花八门。
“以前离婚，人们觉得丢人败兴，现在不稀奇了。”中部某省一农业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负责人说。半月谈记者在农村地区走访发现，过去许多老人聊天时不愿谈及家中亲朋子女离婚，如今不再避讳，“离婚”甚至成为不少人春节聚会闲聊的热门话题。
辽宁省台安县是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小城。在台安县民政中心“知心大姐”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仅今年3月，就已调解了160余对闹离婚的夫妻。调解员王钼说，现在离婚夫妻数量逐渐增加，工作日平均要调解8对夫妻左右。
吕梁山区某县民政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受离婚冷静期和疫情影响，从2020年到2022年，该县离婚登记数从954对降至604对，2023年又回升至836对。离婚登记数快速回升的同时，该县结婚登记数持续疲软，2023年仅为3335对，与2022年基本持平。
半月谈记者采访多地民政部门了解到，当前农村离婚群体年轻化趋势明显。某县民政局婚姻登记股股长张强（化名）告诉半月谈记者，过去来离婚的多是四五十岁，现在多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25岁～35岁的大约可以占到离婚人群的六七成。
受访人士表示，现在年轻人冲动离婚不少。“离婚的原因大多简单直接。一次异性转账、不打扫家务都有可能引发离婚。”王钼说。张强认为，现在年轻人个性强，成家后有了矛盾谁也不让谁，再加上如今不认为离婚是个啥事，“一言不合，说离就离”。
中部某县法院民事庭负责人说，在离婚案件中，有一半涉及婚外情，其中网络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各种社交软件、“找附近”“摇一摇”等功能，给出轨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手机上的出轨痕迹更易被发现，往往成为离婚的导火索。
单亲留守儿童最受伤
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承担着重要功能，家庭的破碎往往带来多重危害。
——单亲留守儿童成长受困。多地受访者表示，夫妻离异，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孩子。不少农村年轻夫妻离婚后，一方出走，一方外出打工或再娶，年幼的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照顾，其身心成长相较于正常家庭儿童，往往面临更大的困境。
长期参与农村支教的马莹告诉半月谈记者，她在河南省汝州市一个农村进行暑期支教，所教班上20多个孩子中超1/3来自离异家庭。“这些孩子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心理健康问题。”
半月谈记者还注意到，单亲留守儿童出现不良行为和被侵害的比例更高。受访对象介绍，当地一群家庭失管青少年集结成团伙，以夜间钻入商铺、挨个拉车门等方式实施盗窃，屡屡犯案，让公安部门十分头疼。
——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当前农村结婚负担较重，即便是再婚，彩礼也需要七八万元，原本已经倾尽全力为儿子成家的父母，不得不在抚养孙辈的同时，再度承担起为儿子成家的重担。
在北方某山区县，一位村支书告诉半月谈记者，现在一些老人“管了儿子又要管孙子”。村里一位70岁的老人，儿子离婚后再娶又生了一个，之前结婚留下的大孙子一直是老人管，现在这个孙子也20了，老人在种地之余还四处打零工，就为了给孙子成家多攒点钱。
——极端事件风险升高。基层法院一位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近些年压力最大的就是防止离婚案件“民转刑”。之前发生过一起夫妻闹离婚，男方冲动之下开车撞人，造成人员身亡。
强化保护家庭的“第一道防线”
基层法院受访者表示，近年来离婚案件增加，暴露出的最大问题是前期预防不足，农村社区对家庭的介入乏力，等到矛盾激化了就“法院见”。“以前村里有村委会干部、妇女主任上门调解，大家也愿意听，比来法院效果好，深话浅话都能说。现在没有人做调解的工作，一闹架就让去法院，其实第一道防线上解决是最好的。”
一位县妇联主席说，现在妇联队伍是“队伍庞大、力量薄弱”，许多基层妇联干部身上兼着各种工作，能用在妇女家庭工作上的精力有限；同时，不少基层妇联干部比较年轻，在调解家庭矛盾方面能力不足、意愿不强，发挥的作用有限。
多位基层民政干部表示，一些夫妻在离婚时推卸养育孩子责任，一些人甚至表示“孩子跟谁生不是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年轻人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责任感欠缺。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等专家建议，持续加强婚前教育和婚姻指导，提高农村年轻夫妻的婚姻责任感和建造维护幸福家庭的能力。此外，进一步完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注重发挥群众自治组织、乡镇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乡贤”的作用，妥善处理夫妻矛盾，促进家庭和睦。
针对单亲留守儿童的成长困境，相关部门应落实好帮扶保障政策，积极探索介入帮助的方式方法，尽可能减少父母缺失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地区发动志愿者、爱心人士结对帮扶困境儿童，以“一对一”形式常态化开展亲情电话、功课辅导、心理疏导等活动，取得积极效果
天价彩礼为何屡屡触动社会神经？
包括彩礼在内的婚俗成本的普遍性上涨和局部恶化
说明部分地区在社会转型中已经丧失
这方面秩序的自我修复能力
近年来，高额彩礼问题受到各界高度关注。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出台各类措施整治，倡导婚俗新风。不过，部分地区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屡禁不绝，彩礼金额呈现普遍上涨和局部恶化趋势，具有地域和阶层明显分化，助推农村婚姻综合成本居高不下，成为当前农村反映最强烈的社会问题之一。
从我们的调查和数据分析来看，2010年前后，彩礼涨幅开始明显增大，出现持续十余年的高速上涨。
彩礼负担的地域、阶层分化明显。从彩礼地域分布来看，彩礼金额最高的是泛长三角地区，包括江苏（主要是苏南地区）、浙江、福建以及江西等地区，形成一个非常广阔的高彩礼地带；其次是以黄淮海地区为主的华北地区，包括豫东、鲁东和皖北地区；相对来说，云贵川渝等地区则属于低彩礼地区。此外，彩礼还存在明显阶层分化，表现为男方（家庭）条件越好，女方家庭索要彩礼越低，反之，男方家庭支付彩礼越高。
除彩礼外，婚俗名目繁多，婚姻综合成本居高不下。按各地普遍情况来看，男方家庭至少还需要面对大约5~10项以婚俗名义要求的现金支出。譬如改口费、下轿礼、盖头费、“三金”、谢媒礼、年节礼等，具体习俗地域差异较大。如果加上城区房子和汽车，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往往要超过百万元，婚姻综合成本居高不下，严重超出当地农民家庭的支付能力，河南、江西等经济欠发达的高额彩礼地区，举债结婚的情况屡见不鲜。
为什么会出现高额彩礼屡禁不止的现象、如何对症治理，这是当前需要探讨的问题。
2月20日，江西抚州市东乡区，16对新人参加2024年“不要彩礼要幸福”中式集体婚礼。图/视觉中国
高额彩礼问题为何屡禁不止？
高额彩礼之所以会出现，城镇化影响是根本因素。彩礼的普遍上涨与城镇化的加速几乎同步发生，农民进城买房比较多、县域城镇化推动幅度比较大的地区，同样也是高额彩礼集中地区。这些地区往往也是代际责任较重，父母愿意举毕生积蓄托举子代进城、结婚以实现家庭发展的地区。
城镇化推高了农民新生家庭建立的成本，当在县城买房、过城市生活变成婚姻缔结刚性条件，而大多数县城并没有足够的经济空间供给进城农民家庭以满足养家需求的情况下，女方为寻求婚后生活保障，其索要的彩礼也相应提高。在迅速城镇化过程中，新一代农村青年生活预期普遍在城市而非乡村，而依靠父代托举进城的新建小家庭，想要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通过索要彩礼剥削父辈的方式“一步到位”，往往比通过自己双手艰苦奋斗要简单得多。
另外，性别比失衡是高额彩礼问题在局部恶化的主要原因。婚姻市场性别比失衡程度越高、男多女少情况越严重的地区，婚姻市场竞争越激烈，男性为赢得竞争所支付的彩礼越高。
性别比受两个因素影响较大：一是出生性别比，二是婚姻市场上的人口流动程度。在出生性别比原本就高，同时女性向发达地区流失严重的地区，彩礼价格越高。江西等地区农村就是如此，它本属于全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加上毗邻长三角，年轻女性资源大幅度向发达地区聚集，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程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彩礼价格也较高。广东虽然出生性别比同样偏高，但属于人口流入地区，最终婚姻市场性别比相对均衡，彩礼价格较低。
还需要指出的是，高彩礼偏好正在成为部分地区的普遍社会心理。一是为了攀比，部分地区彩礼水涨船高，确有社会性的面子竞争；二是为了防风险，彩礼的原初意义之一是缔结婚约的保证，在性别不平等的时代，彩礼是女方对男方可能随意解除婚约伤害自身的防风险手段，现在，人们希望彩礼不仅保婚约，还能保一辈子幸福。
在对高彩礼地区调研中发现，通常两性关系较为传统的地区，越认可“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这一观念，越倾向于索要高额彩礼作为婚姻保障。这种情况下，女性及其娘家普遍将彩礼视为“女孩的傍身钱”，是女孩“最后的保障”。高额彩礼使得丈夫和婆家在对待媳妇时有所顾忌，如果婚姻关系破裂，女性还能通过彩礼弥补自己的“青春损失”和生育付出。而这种观念越来越为当下年轻女性所接受，索要高额彩礼逐渐成为一种女性寻求婚姻保障的方式。
可以说，高额彩礼是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静悄悄的“生活革命”的具体表现。个体在重构着婚姻观念、家庭观念乃至生活观念。市场经济逻辑、消费主义文化，甚至一些地方的城镇化政策，都在不同层面上推动着这场生活革命的展开。
高额彩礼整治为什么难？
近些年，各地积极探索各种措施，加大高额彩礼整治力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整治措施存在的问题是，治理对象重“单项彩礼”，轻“整体婚俗”。
多地政府出台了彩礼给付标准，比如四川凉山州制定《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规定彩礼不得超过10万元。作为高额彩礼重灾区，江西省多地依据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制定了彩礼限额。
但是，这些标准在实践中并不容易执行，而且婚俗名目繁多，即使农民认可政府制定的彩礼金额，也很容易通过其他名目规避。如上文所述，还有改口费、下轿礼、盖头费、“三金”、谢媒礼、年节礼以及房、车等支出。这表明，一些地方对彩礼的认识还比较狭隘，或者满足于应付上级要求，没有真正从婚姻综合成本角度看待彩礼整治问题。
许多地方制定了奖惩结合机制，但从调研来看，正面奖励机制有一定激励作用，但是缺少能够起到强烈震慑效果以扭转社会观念的手段。另外，被寄予厚望的村民自治其实约束效果比较有限。许多地方将彩礼整治的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并广泛推广，但婚配行为超越村庄，甚至超越县域，村规民约约束力有其边界。
还有一个因素是，一些地区基层干部存在畏难情绪，抱有机会主义心理，特别是在维稳压力下，基层干部在推动彩礼整治时有畏难情绪。有时候，一项措施出台，遇到部分群众抵触甚至投诉，地方政府会迅速退缩，整治决心不够坚定。
彩礼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高额彩礼屡屡触动社会神经，折射的是部分地区普遍的婚姻成本焦虑。彩礼及婚俗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婚俗成本飙升，违背了礼俗本义，物化了人格与爱情，加剧了婚姻焦虑。包括彩礼在内的婚俗成本的普遍性上涨和局部恶化，说明部分地区在社会转型中已经丧失这方面秩序的自我修复能力，国家必须积极干预，以遏制彩礼上涨直至取缔彩礼为抓手，推动新时代的婚俗革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有一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当前多地推行的“彩礼限额”，实际上等于政府默认了彩礼的合理性。在市场经济已经深度重塑社会运行逻辑的当下，彩礼是“多与少”的问题，还是“有和无”的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第一部《婚姻法》施行，为了打击包办、买卖婚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是没有彩礼的。而在当下，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也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我们认为，在个体们已经无法妥善解决给不给彩礼、给多少彩礼的情况下，这种时候，政府应该对彩礼明确舆论信号。在全国统一的婚姻市场已然形成的社会形势下，要警惕局部地区彩礼高涨对其他地区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防止彩礼等婚姻价值物化观念在全社会固化强化。
（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杂志标题：高额彩礼整治难题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