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志强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导读】近日，在某地“王婆说媒”的活动上，主持人质问相亲小伙“介意女方怀孕就是没担当”的言论引发热议。有评论指出，当下愈发普遍的未婚先孕、婚前性行为等婚恋现象既与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的更新保持了同步，也使得结婚率、生育率连年走低的状况更加严峻。那么，当下中国青年的婚前性行为呈现出何种特征？这一选择背后又受到哪些社会因素驱动呢？

本文指出，中国青年的婚前性行为展现了性主体彰显、性与生育分离、性标准个性化、性可选择性等个体主义特征。尽管部分青年排斥婚姻制度，但依然将专一承诺视为性行为的前提，即追求一种以承诺稳定为特征的“自私占有”。现代女性尽管认识到对性行为的污名化，但现实生活中，女性非婚怀孕仍然会降低自身的道德资本：当女方父母得知女儿婚前怀孕时，往往会更加积极推动女儿的婚姻进程，男方父母在彩礼谈判中也获得主动地位。城市青年倾向于将性行为视为浪漫情感的见证，奉行“快乐至上”，与此同时，也会在婚前考察双方性观念的匹配度，为迈向婚姻生活做准备。鉴于中国政策总体上对婚姻家庭结构的倾向，男女双方都会有意识地规避非婚生育的风险，在自我负责的基础上表达爱欲，彰显了个体，尤其是女性的主体性。

本文指出，中国青年性生活的多元实践意味着，家庭从道德伦理实体转变为个体自主设计的私人空间，人们将基于个人诉求选择家庭的结构、关系，在家庭中积极追求情感交流和平等沟通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传统道德文化对个体，尤其对女性的性观念仍有影响，许多青年发生性行为仍会考量结婚意愿。事实上，中国青年的婚前性行为既有浪漫之爱的现代变革，也有追求承诺的责任伦理。作者指出，面对冲动性婚前性行为的负面后果，以及亲密关系中的猜疑与算计理性，应配合国家的制度设计，培育具有公共性的个体化人格，把“自我负责精神”打造为婚姻家庭的道德基础。

社会转型中的私人生活变迁

——基于当代青年婚前性行为的生活实践分析

▍现代化进程中的私人生活变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当前青年发展和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高度重视。在以家庭主义文化著称的东亚社会，家庭的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基点，而积极的婚恋观是构建和谐幸福家庭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后，伴随中国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的现代化转型，新一代中国人的婚恋观念和行为正经历着多方面的转变，比如社会变迁中青年在婚恋关系中的自主意识增强，人们对婚恋的态度逐渐多元化。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在老一辈看来是离经叛道的婚前性行为，在当代中国社会日益呈现出自由化、公开化、普遍化的倾向，甚至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私人生活变革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因此，引领当代中国青年形成积极的婚恋观念并且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社会需要回应的重大课题，同时对落实中央关于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

面对当前中国青年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人群数量日益增多的现象，学术界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从研究方法看，大量研究主要采用以问卷法为主的定量社会调查研究，对不同类型的青年婚前性行为态度的现状与特征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描述分析，分析当代中国青年婚前性行为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二是从研究内容看，一些研究者将婚前性行为放置于青年生命历程变迁的特定阶段，认为处于成年早期的青少年为了满足生理需求等而自主地选择发生婚前性行为，这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婚前性行为与民间道德禁忌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婚前性行为“去污名化”。另外，许多研究也格外关注婚前性行为与生殖健康之间的关系；三是从研究视角看，多数研究试图从社会变迁视角理解其对青年婚前性行为的影响。如一些研究认为全球化和市场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人道德观念滑坡、责任和法制意识缺失、社会秩序混乱，是形成当代青年婚前性行为发生与蔓延的根本原因。上述研究展现了中国青年婚前性行为态度的特征、变化、成因及发展趋势，但是却忽视了当代青年婚前性行为的生活实践意义，及其背后更加深刻且复杂的私人生活变革逻辑。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里，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共同性，它们都遵循血亲和宗法关系来统一领导。在这种体系中，家庭可以看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而国家则是一个较大的家庭。在这个框架下，中国人的性观念常常和生育制度关联一起。在传统伦理制度的约束下，人们在婚姻生活内发生性行为，不仅可以维护婚姻制度的稳定和确认抚育的责任，同时也能够实现传统家族的子嗣延续与种族传承的神圣使命。近几十年来，快速的社会变迁引发中国家庭生活的深刻变化。经济现代化转型让伦理本位的传统家族主义日益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不仅让传统家庭的稳固性被削弱，也给家庭生活方式带来全面变革。同时伴随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从“家国同构”走向“家国分离”，家庭私人化转型正在发生根本性逆转，并且在个人生活、社会生活与国家话语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我们将转型期青年的婚前性行为放置于中国家庭私人生活变迁之中，一副更加复杂且生动的生活实践图景便跃然纸上。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与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共同塑造下，个体化在中国社会快速崛起。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婚姻家庭的神圣性走向世俗化，走进婚姻不再被视为标准且唯一的生活选择。相反，人们在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方面的选择展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实践特征，非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日益成为中国人家庭生活方式的自我选项。与此同时，伴随中国社会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发展，以及中国政府在法律制度层面放松了对个体私人生活的监管，中国青年代群更加强调私人生活中个体欲望与自我价值的满足与彰显。随着中国家庭私人生活“去制度化”的现代性变革，新一代中国人在性爱与婚姻方面的多种选择打破了传统单一的“标准模式”，许多中国人发生性行为也不再需要借助婚姻的形式，私人生活呈现了“性—爱—婚”相分离的社会变迁特征。可见，社会转型期中国青年的婚恋观念超越了传统婚姻伦理的道德约束，并且作为一个能动主体积极在私人生活中追求爱欲表达，从而形成了婚前性行为态度的情境实践化特征。

另一方面，尽管许多青年都用“顺其自然”来形容个体对婚前性行为的自我理解，但是婚前性行为发生比例的增长却未必意味着从根本上挑战中国婚姻家庭的道德边界。一些研究指出，由于东亚民族国家崛起及中国长久以来盛行的家庭主义文化，中国家庭并未实现西方第二现代性下的纯粹情感空间，这也致使中国的婚姻家庭作为一种制度性设置依然具有普遍性意义。在家国话语和家本质的建构下，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甚至还超过个体主义浪漫的主观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性行为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享乐主义。直至今日，中国人的爱情、婚姻和性依然附加着生命传承、道德责任和生育义务的神圣意义。婚姻要素仍是影响中国青年代群性观念的重要因素。可见，在全球化和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现代与传统并不是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传统观念与现代生活的边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以“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累积。所以，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都是一个相对存在并相互影响的整体。传统要素不仅成为个体乃至家庭适应现代化发展的生活策略，同时传统要素在后工业文明时期也可能成为建构新的文化的基础和资源。一些经验研究相继指出，尽管当前中国家庭现代化变迁展现传统家庭主义文化的东方底蕴，但是其背后却暗含着全球化时代个体化崛起的普遍性特征。那么，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背景下，当代青年如何在私人生活中建构婚前性行为的生活意义，传统要素又将如何在中国家庭私人化转型中被挑战、保留和重塑，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议题。

鉴于此，本文采用主体性建构的方法论，通过长期田野调查，寻找不同类型的典型个案，着重突出中国青年代群的主体叙述，讲述青年婚前性行为的生活意义与实践特征，并且将当代青年婚前性行为观念放置在中国家庭私人生活变迁乃至更为宏大的结构与文化情境中加以理解，以小见大地窥探中国家庭私人生活在现代化变迁中的复杂路径。具体有三个研究目标：一是揭示青年婚前性行为在传统要素与现代生活互动与协商中的生活实践，展现青年对私人生活创造性建构的能动性。二是探究婚前性行为生活实践的社会逻辑，说明中国私人生活变迁既源于青年个体为了实现自我诉求满足的目标，同时也是宏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塑造下个体的自我设计。三是考察国家引领下中国家庭的私人化转型及其公共性建立，积极培育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自我负责精神”。本文一方面增加了转型期中国青年婚恋实践的理解，更好地提升新时代婚姻家庭的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性，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私人生活变迁的认知，拓宽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活叙事。

为实现既定目标，本文采取深度访谈的方法进行材料搜集，并且与10余位青年建立长期稳定的研究关系。受访青年均在城市文化圈居住生活，拥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年龄分布在20～30岁之间，职业身份包括酒店服务员、房地产销售人员、白领、国企职工、教师、大学生等。围绕婚前性行为与婚姻、浪漫、生育、健康、亲密关系等主题词展开半结构化访谈，每位研究对象的访谈时间为120分钟左右，并且以网络为媒介进行回访性追踪。考虑研究议题的敏感性，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访谈形式。在访谈过程中，访谈员秉持不指责、不批评、不嘲笑、不歧视的访谈原则，尽力营造真诚、开放、平等的半结构化访谈氛围，客观认真聆听研究对象的生活故事，敏锐地观察、了解研究对象对事件的看法、感受及反思，努力在深度访谈中形成主体叙事的良性互动。

▍当代青年婚前性行为的实践类型与生活建构

1. 责任承诺：青年性行为的情感忠诚与道德资本

伴随个体化思潮的崛起，当代中国青年获得了私人生活空间的自主规划权，新一代青年开始践行“我的生活我做主”的生活理念。一方面，青年在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方面的选择日益多元化，且社会文化也对青年多样且个性化的生活选择给予更多包容。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扩招及未婚同居关系的蔓延，中国青年代群初婚年龄日益推迟。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处于成年早期的青年会选择在非婚的生活情景下发生性行为。尽管部分青年排斥持久稳定的婚姻制度，但是许多青年代群依然将专一承诺视为性行为的前提，即追求一种以承诺稳定为特征的“自私占有”。这不同于传统社会将性行为的忠诚性归结为女性贞操观与既定的道德义务，当代青年性的专一承诺特质不仅展现了个体化时代青年自我意识崛起的理性选择，也是为实现理想生活方式而进行的自主规划。尤其是，当家庭成为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和支持系统，性行为的承诺长久性则是维系婚姻家庭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并且直接影响到婚姻家庭保障功能的发挥及个体的生活质量。同时，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日益冷漠化，个体日益原子化，致使许多青年十分渴望亲密无间、彼此真诚、承诺稳定的亲密关系。因此，尽管当前青年的性行为不再局限于婚姻制度之中，但是深处社会转型背景下的青年依然积极追求承诺长久的性观念，及建基其上的亲密关系实践，从而满足了青年对私人生活交往的现实期待与个体诉求，一位“90后”白领女性受访者谈到：

“我觉得人生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一生只谈一次恋爱，只结一次婚，相处到永久。两个人彼此负责、忠诚，相处喜欢，只属于对方。有一种归属感，那种很稳定、很踏实的感觉。这样结了婚才会稳定，日子才能过下去，要不然现在的诱惑太大了。”

事实上，性行为的专一承诺特征与个体的责任承担相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责任更多指向了婚姻缔结。一方面，由于传统的性别规范在当代中国社会依然发挥着作用，许多女性会要求男性承担性行为背后的婚姻家庭责任。在一定意义上，“要对女生负责”的性行为观念推动着男女双方走入婚姻缔结。另一方面，性行为的专一承诺特征不仅能够增加青年亲密关系互动的质量，同时也会提升青年双方的结婚意愿，成为推动双方进入婚姻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次等经济条件的男性会积极推动性行为的发生，从而提升女性的结婚意愿，减少男性及男方家庭在婚姻缔结中所需支付的经济成本，缓解了底层男性“娶妻难”的结构性尴尬。

伴随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已经有了本质的改变，男女平等也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国策。随着女性教育程度、就业率普遍提高以及性解放观念普及，女性在塑造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等方面获得较大自主权，女性不仅可以在私人生活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情感诉求，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行生活方式的现实选择与关系发展。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化崛起之后的女性会陷入极端自由主义中，事实上，保守主义倾向的道德文化依然将女性的爱欲表达与个人品德相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道德资本成为女性私人生活中爱欲表达的影响力量。调查发现，许多女性认为，极度自由且缺乏节制的性行为会导致女性遭遇道德污名化，并主张性行为应该以稳定的婚姻意愿为前提。由此可见，一方面，个体化崛起之后，女性凭借个人自主意愿赋予性行为多样化的生活意义与现实选择，性行为不再完全局限在婚姻制度之内。另一方面，许多女性通过青年双方亲密关系的日常相处与生活互动，理性判断双方进入婚姻的可能性及是否发生性行为。这种婚姻本位的性观念既是女性保持个人洁身自好的表现，也规避了女性因为失去贞操而在未来的亲密关系中处于被动状态的潜在可能，展现了女性对社会性别文化规范的能动回应。事实上，女性对双方婚姻意愿的判断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呈现实践性流变。因此，女性对性的理解与实践也随着女性对结婚可能性结果的考察而逐渐递进。

事实上，无论女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考察双方的结婚意愿，都会存在亲密关系解体的可能性。如果未能如愿进入婚姻关系，其中一些女性将会因为失去贞操而感到苦恼。但是不同于传统社会女性被动且无奈地接受与认可，伴随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传统性别贞操观念已经不再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确，现代社会的女性会通过“有选择地关注”和“系统地忽视”的权力术来塑造出有利于个人的关系定势，从而解构女性因为失去贞操而带来的消极情绪，维护女性个人权利。但是现实中女性非婚怀孕仍然会降低女性的道德资本，使女性在亲密关系和家族关系互动中处于弱势地位。在现实生活中，当女方父母得知女儿婚前怀孕时，往往会更加积极推动女儿的婚姻进程，男方父母在彩礼谈判中也获得主动地位。因此，许多次等经济条件的男方父母会鼓励婚前性行为，从而增加女方父母在婚姻缔结彩礼的让步可能。这也说明，性不仅仅是个体的私人观念，性既是亲密关系持久化、婚姻家庭制度化的有力证明，同时也是家庭道德资本、经济资源和权力博弈的重要砝码。一位本科毕业的女性会计受访者谈及：

“分手以后，我特别后悔，觉得不好嫁人了，哭了好几天，感觉结婚了可能会被看低。后来我就安慰自己，只要我未来老公不介意，就什么事都没有，和别人更没关系。就算他在意，痛苦的是他，不是我。”

2. 浪漫之爱：青年性行为的浪漫融合与个性实践

伴随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情感诉求与价值满足不仅成为中国青年私人生活的核心，也是当代家庭私人生活建构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伴随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功能的社会化承担，许多中产阶层的青年通过劳动力就业市场获得了个体的经济收入，他们不再需要依靠婚姻制度来实现对个体的经济保障功能。与此同时，伴随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网络社会人际关系的变革，部分青年的性观念越发多元化。另一方面，避孕技术的快速发展及避孕产品的普及已高效、合理、安全地将性与生育区隔开来，两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也随之发生现代性变革。中国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也使青年的性行为不再完全和生育相关联，在这个过程中，新一代的中国青年积极选择在纯粹的浪漫关系中实现个体情感诉求满足。现实生活中，身处于热恋中的城市青年将性行为的发生视为浪漫情感的见证，赋予性行为快乐或浪漫的生活意义。一些研究也指出，“快乐至上”是当代城市青年选择婚前同居的主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婚前性行为的普遍化也表明青年对私人生活自主权和浪漫情感的积极追求。本调查也发现，一些成年早期且未到适婚年龄的青年，他们既不需要考虑婚姻责任，也不希望近期生育，会更加追求性的浪漫体验。尽管许多青年依然将性的浪漫体验视为生育的附加品，但是伴随个体化的崛起，尤其是女性不再被单纯地限定为传统传宗接代的生育角色，部分中产阶层女性会更加积极追求女性自主的爱欲表达，逐渐从被动接受角色向主动角色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青年私人生活中的性实践体现了吉登斯笔下追求浪漫之爱的纯粹关系。一位男性大学老师受访者谈到：

“现在的社会很开放了。大家都希望可以融洽，有时候也不会想那么多，想得那么远，就是一定要结婚什么的。大家都是成年人，都能对自己行为负责。”

如前文所说，个体化崛起以后的城市青年在私人生活中追求性的浪漫体验。但是婚姻依然是中国人普遍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许多青年出于对婚姻制度的认可而自主选择进入婚姻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青年不仅意识到婚姻制度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张力，同时也希望通过个体的私人生活实践来实现婚姻稳定与浪漫之爱的兼容与并存，既满足了双方对情感融合的向往，也增加了双方婚姻缔结的意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部分青年会选择在婚前考察双方性观念的匹配程度，而性观念的匹配也直接影响着双方婚姻缔结的意愿。一方面，性观念的匹配有利于实现婚后亲密关系的持久化发展，从而实现青年对理想婚姻生活的期待与认可。换言之，性匹配成为青年在未来实现和谐长久婚姻生活的现实策略与合理准备。另一方面，婚前性行为的匹配本身也暗含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女性对个体私人生活自主规划权的增加。总之，中国青年性观念的私人匹配展现了中国家庭主义文化下浪漫爱欲的表达，彰显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私人生活实践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一位硕士毕业且从事文艺创造的男性受访者谈及：

“如果没有限制，反而会陷入一种空虚中，我觉得还是要结婚的，这样既有归属感，又能有浪漫。大家要相互尊重，平等交流，不能搞大男子主义，那样人家女生也肯定不接受。”

3. 浪漫与承诺之间：青年婚前性行为的生活风险与理性应对

四川于2023年对生育登记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将“夫妻应当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更改为“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应办理生育登记”。但是中国政策总体上仍然倾向于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家庭结构。换言之，中国的婚姻制度仍然是合法生育的唯一途径。在当代中国社会，非婚生子在社会上不仅会遭到社会性歧视，也会给未婚父母今后生活带来相应的风险责任。因此，许多青年在私人生活的性行为中，会有意识地规避非婚生育所带来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男性来说，避孕可以减少或者规避男性因为女友意外怀孕而带来的家庭责任；对于女性来说，避孕可以减少因为男性拒绝履行相应责任而带来的独自承担的风险，以及流产对女性身体带来的消极影响。调查发现，如果青年在发生性行为时没有强烈的结婚意愿，或者因为经济拮据等客观原因而无法进入婚姻关系，许多青年都会积极主动地采取避孕措施。特别是，当青年发现亲密关系非常不稳定的时候，女性对婚前避孕会更加谨慎小心。在一定意义上，采取避孕措施既是女性对自己身体的理性保护，也是女性为了规避社会性别文化对未婚先孕的道德谴责而选择的行动策略。因此，许多女性会格外留意自己的生理周期，以此来判断自己是否怀孕。如果女性一旦发现自己避孕失败，会立即采取避孕补救措施。而女性想在事后让避孕补救措施成功地发挥功效，就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采取科学的避孕补救方法。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探讨第二现代性下女性的个体化崛起时曾指出，当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开始有意识地采取避孕措施，并且根据现实情况理性且灵活地选择不同性质的避孕措施，这些都是女性个体化崛起的重要特征。这个过程也会促进和提升女性个体化崛起的水平，进一步激发女性的自主规划能力以及彰显女性的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女性会时刻根据自己生理期的变化，科学有效地采取不同形式的避孕措施。一位中专毕业的女性花店服务员受访者谈及：

“我们还没有结婚呢，就肯定达不到要小孩的条件。没结婚就怀孕，穿婚纱不好看，别人也会说三道四。再说我们也总吵架，分开还舍不得，但结婚也觉得没太大希望，所以更不会要孩子。

在传统社会，以性为载体的生育行为被视为实现代际传承、种族延绵、社会稳定的制度性安排。女性不仅需要恪守着固有的传统伦理秩序，同时还需要通过生育来确定女性在夫家的角色定位，从而维护女性的自身权力。伴随女性权利意识崛起，现代女性大多不会盲目服从于男性，女性在性中的主体性得到了彰显。一方面，从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解放出来的青年，在个体化崛起之后获得了生活自主权，女性开始自主选择个体的生活方式，积极追求“我的生活我做主”。另一方面，尽管借助互联网交友软件，许多青年性行为的方式日益多元，但是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生活风险。而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也是后现代社会个体化崛起的重要特征。换言之，个体化崛起的青年需要对个体的自主决策负责并且承担决策背后的后果。事实上，作为现代社会的个体，青年可以通过一定的生活策略来实现个体的欲望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青年的爱欲表达建立在对自我负责的基础上，特别是在临时性及风险不确定的情景中，青年不仅十分关注个体的身体安全，同时也会采取各类策略规避现实风险。正如一位本科毕业且从事护士职业的女性受访者谈到：

“虽然现在社会都开放了，但是我们自己也还得对自己负责任。意外怀孕还可以做手术。你要感染了艾滋，你哭都找不到调。”

▍私人生活变迁：青年婚前性行为生活实践的社会逻辑

1. 家庭现代化转型与婚前性行为的能动实践

在市场经济改革背景下，个体化思潮在中国快速崛起，中国家庭展现了现代性转型面向，中国家庭从一个道德伦理实体转变为个体自主设计的私人空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青年代群性行为的主体实践。一方面，经典的核心家庭不再是社会的标准化生活方式，传统生活脚本的瓦解激发着多元且自由的生活方式逐步摆脱道德的不正当性。年轻人积极追求个人权利和自我意识的表达，不断强调个体设计生活的自主规划权。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站在个人诉求的基础上选择和决定家庭的结构和关系。另一方面，年轻人积极追求情感交流和平等沟通的亲密关系实践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以亲密情感为特征的现代家庭观念逐渐在当代中国社会兴起。

在中国家庭现代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人的性观念从传统农业社会的伦理约束，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自由主义，形成了青年代群性观念的主体化实践特征：一方面，伴随个体化崛起与家庭私人生活的现代转型，面临不同生活情景和情感诉求的青年会赋予性不同的生活意义，形成了现代社会个体对性的主体建构与自我表达，从而展现转型期中国青年性生活的多元实践特征，性也不再完全局限于婚姻制度中。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代群不仅对性展现极为个性化的评价标准，同时也会根据日常诉求来不断调整性观念的实践方式，也形成了中国人性与生育相分离的实践特征，同时也有意识规避非制度化亲密关系的风险，形成对自我负责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伴随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女性不会再盲目遵守以男性气质为中心的亲密秩序，新一代中国青年的亲密关系发生了现代性变革。青年代群的性表达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男女双方协商与互动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接受高等教育的职业青年更加强调男女双方的平等交流，在个体浪漫诉求与亲密关系持久之间寻找平衡点，既展现了现代社会个体对自我负责的理性特征，同时也展现了现代社会个体对自我诉求满足所展现的积极探索与努力，彰显了中国青年对性的主体性实践与探索。

2. 家庭道德观传承与婚前性行为的婚姻边界

以往无论是潘光旦的“折中式家庭”还是费孝通的“生育制度”，都将中国家庭视为“生计之单位”，把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赡养和抚育的“反馈”模式定义为中国家庭的标准模式。潘光旦还曾直言如果婚姻和家庭的重心从养育子女和种族绵延，转变为个人浪漫生活，则是一种“大不幸”。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面对中国家庭私人生活变革带来的各类新特征，许多学者提出重新注入中国家庭的神圣性，重塑传统婚姻价值观，主张国家权力对家庭私人生活的介入和管控，或是通过重建中国家庭道德共同体，来应对正处于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秩序重构，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一体。

在中国家庭道德共同体的型塑下，许多中国人的性行为依然以婚姻为边界，并且将婚姻意愿视为性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尽管性不再局限于婚姻制度中，但是它也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享乐行为，青年代群的性行为背后附加着关系维系与责任履行，这种附加了以责任为基础的性行为既是中国家庭文化的优势所在，也是中西方私人生活的最大不同。另一方面，由于传统道德文化对个体，尤其是对女性性观念的影响，许多青年在非婚姻生活中的性行为依然有着婚姻意愿的考量。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许多青年将性行为和婚姻的顺序进行了现代性倒置，许多青年以进入婚姻的可能性为标准来决定是否发生婚前性行为，从而规避传统道德文化对个体的污名化影响。尽管青年代群的婚前性行为没有完全突破婚姻家庭的边界，但是在一定意义上也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对婚姻生活的自主设计与个性期待。

3. 传统与现代之间：青年婚前性行为的自我实践

事实上，当代中国青年性行为超越了传统道德主义与现代个体主义的争论。在一个被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私人生活变迁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生活方式尚未消除，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家庭观念和生活方式却已经生长出来。在上述背景下，当代青年的性行为既展现个体化时代青年的自主诉求与生活设计，同时也看到传统婚姻观念与道德文化对个体的影响。进一步地说，当代中国青年的性行为本质上是婚姻制度、道德文化与个体诉求、生命变迁相互交织与建构下个体理性且自主的选择。从时间维度来看，身处不同生命周期的青年根据个体诉求、代际互动和职业规划来赋予婚前性行为的生活实践意义。伴随个体生命周期转变，许多青年会在个体欲望—关系体验—婚姻缔结之间进行动态排序与日常考量，充分体现个体化崛起之后青年代群的自我诉求，使性行为发生的文化情景呈现多元化。从空间维度来看，地区现代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道德密度与个体化崛起的程度不同，直接影响着传统要素与现代生活的博弈结果，并且在婚前性行为生活实践中呈现出差异化的特点。从个人层面来看，性别、年龄、教育等个人因素都深刻影响青年对婚恋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面临不同生活处境与现实诉求的青年也会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来迎合主流文化和家庭或社会期待，从而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个体化差异。总之，在家庭主义盛行的中国社会，多数青年代群的性观念不仅展现了个体对婚姻家庭生活的现代性设计与期待，也彰显了个体化崛起之后青年通过私人生活的实践对宏观制度情景规范进行的能动回应。这既不同于西方第二现代性下纯粹的自我选择关系，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伦理约束下个体的无意识追求与认同。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家庭私人化转型，是一个兼具传统要素和现代生活的独特存在，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交融中，青年婚前性行为的生活实践既有浪漫之爱的现代变革，也有追求承诺的责任伦理。

▍“自我负责精神”：国家引领与私人生活的公共性塑造

从全球范围看，20世纪中叶以来，家庭私人生活变革是全球家庭现代化变迁的重要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尤其是伴随女性社会地位崛起与性别意识提升，人们开始不断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和情感诉求表达。伴随西方社会以个体主义价值观为标榜的现代化推进，西方家庭变迁呈现小型化、民主化、情感化、私人化等去制度化特征。此时个体的本体性欲望成为西方家庭私人生活建构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上述背景下，家庭私人生活中个体主义的爱欲表达不仅被视为亲密关系现代性变革的重要特征，同时也被赋予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与人性解放的重要意义。

回到中国社会，近四十年来，集体化时期权威性质的社会文化日渐退出历史舞台，在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当前中国社会展现了个体化从萌芽到崛起的快速演变过程。个体主义或自由流动等新的价值理念和伦理准则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流行文化，为中国青年追求多元且自由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社会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青年在婚前性行为的生活实践中展现了性主体彰显、性与生育分离、性标准个性化、性可选择性等个体主义特征。然而，个体化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结果，在为中国青年自身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也形成了中国青年个体化崛起的现实困境。改革开放之前，无论是在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还是城市的单位制度，都是通过国家行政性塑造中国人在公共空间的观念和行为，中国人社会关系交往的生活空间相对较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青年的社会生活拥有了较强的自主实践性，然而走出传统祖荫庇护的中国人却展现了缺乏公共性的特征。这种缺乏公共性的个体化不仅会形成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断裂，也导致出现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价值观，从而陷入现代社会虚无主义的精神孤独之中。正因如此，中国人在亲密关系中展现了猜疑与算计的理性特征，并出于一种自我保护意识而形成了婚前性行为的谨慎和理性权衡。

事实上，不同于西方社会自下而上个体主义兴起的个体化崛起路径，中国社会个体化崛起展现了自上而下国家管理的权利让渡特征。从国家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家庭私人化转型及其婚姻性行为的生活实践，可以发现，国家塑造推动着传统要素在中国家庭私人化转型中被挑战、保留和重塑。一方面，国家通过政策制定和出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家庭发展或青年婚恋观念。1950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首次在法律制度层面废除了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旧时代婚姻陋习，为中国人实现婚姻自由奠定了法律条件。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规模地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及此后的生育政策嬗变，让中国人在性、生育、婚恋等方面的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松动和人口的自由迁移，劳动力市场兴起与房地产租赁市场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婚恋方式的自由选择。这也是理解当代中国青年婚前性行为生活实践的重要背景。另一方面，尽管国家为家庭私人化转型提供了条件，但是单位制解体之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福利保障制度也被大大削弱，家庭肩负起传统单位制度所承担的照料责任，劳动力市场竞争失败的风险也主要由个人和家庭承担。因此，个体化崛起之后的青年在主观意识层面可以脱离家庭，追求基于个体诉求的生活实践，但是脱离了学校集体制度扶持和缺乏福利制度兜底保障的青年却无法在物质层面拥有个体对生活的完全自主规划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生活依然具有着不可或缺的社会保障功能，婚姻要素也成为个体决定私人生活走向的关键所在，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和协商的实践过程。

近年来，带有冲动性的婚前性行为日益泛化，不仅挑战了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生育制度、社会关系与社会治理带来潜在冲击。国内学术界越发意识到，随着单位制度解体，传统的职业共同体无法承担转型期中国道德秩序重建的神圣任务。作为在中国文化体系拥有特殊地位的家庭，理应承担起重建家庭共同体的责任。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家庭主义作为一种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在中国社会复兴，并且国家试图通过传统文化的道德洗礼来应对市场经济对家庭私人生活的入侵，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道德重建。然而，面对个体化崛起与家庭私人化转型，建立一个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婚育模式不能仅仅依靠生活实践层面的主体能动性，而是需要国家在制度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将传统文化复兴与青年生活实践的有机契合，把“自我负责精神”作为新时代婚姻家庭的道德基础。一方面，面对个体化时代青年的诉求表达与生活变迁，国家要正视和尊重当前青年私人生活变革所展现的新特征与新趋势，并且以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视角来理解和接纳青年对自我生活的合理设计与理性选择。国家也要积极从文化塑造与政策调适的双重视角来回应个体化时代青年代群对私人生活方式自主设计的合理诉求，尊重青年主体地位，倾听青年意见，回应青年感受，给予青年更多实现自我、表达自我的机会。另一方面，国家要倡导构建更加健康平等的婚育文化，积极培养青年对自身选择结果负责任的能力，鼓励青年要自觉承担相应的婚姻家庭责任，同时也要让“自我负责精神”成为道德文明塑造下个体的理性选择与自我认同，形成中国语境下个体、家庭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实现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也展现了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国家庭私人生活现代性变革中的东方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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