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篇文章很火，标题开门见山，就叫《我妻之死》。是一位丈夫在妻子病逝后，对她的生病经历、治疗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复盘。

客观来说，文章写得很生动。丈夫的描述中，妻子张敏是个很可爱、很优秀的人。

她聪明。雅思考到九分，托福IBT考到接近满分，以全优的成绩从美国杜兰大学毕业。

她也努力。除了一份在银行的稳定工作，每周还会在地下室举办一次长约六小时的教学活动，教导小学生奥数和中英文，作为兼职。

如此繁忙的工作之下，她还抽空拿到了曼尼托巴大学商学院的硕士学位证，着实了不起。

而且张敏不是那种工作狂，她享受生活。他们的院子里，用心种着很多蔬果，诸如黄瓜、番茄和生菜，还有特意给孩子们的惊喜草莓。

碰上万圣节这样特殊的节日，她还会和邻居一起带着孩子挨家挨户讨糖吃。大家都很喜欢她。

被确诊肺癌前，张敏的身体状态良好，虽然偶有小毛小病，但无伤大雅。不久前，她陆续接受过三次检查，均未报告任何异常问题。

2023年8月31日，身体机能正常。

9月15日，身体良好。

9月23日，复检没有问题。

因此这位男士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妻子在短短两个月内因病去世的事实。

那么这两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根据原文描述，我尝试着进行了一番总结。

2023年10月中旬，张敏出现恶心反胃症状，睡眠很差，怀疑是肠胃老毛病导致，服用消炎药后有所好转。同时，张敏开始咳嗽。

11月7日，张敏收到通知自己在9月做的癌筛血检有异常，建议重新检查。

两天后，她请假去看急诊，做了血检和X光，医生初步诊断为肺结核或急性肺炎，让张敏先行回家，第二天由其它医院上门接人。

或许是因为病症看似不够危机，医院迟迟不来车，张敏感觉难受，决定独自前往急诊，在长时间的等待后，被作为“肺结核病人”隔离。

11月11日，抽了肺部积液，做了包括气管镜在内的大量检查。医生当时没有给出明确判定，但明确表示过癌症可能性不大。

紧接着就是周末，医院没多少人，检验结果出不来，也无法用药。直到11月13日（周一），张敏情况明显恶化，她自述：“不戴氧气，上个厕所都困难，喘不上气，疼。体力几乎没了。”

结果降临在11月17日。张敏确诊“肺腺癌”，晚期，已经扩散，无法手术，只能放化疗。

还得先做基因检测，再确定使用哪种靶向药。考虑她病情发展紧急，且没有抽烟史，医生建议她先开始盲吃针对EGFR基因的靶向药。

想不到的是，服用药物后，张敏原本健康的心脏也开始出现积液。她频繁呼吸急促，呛痰，胸口痛，血氧不稳定，心跳达到160多。

医生好像也给不出更多的治疗方案，只是让他们继续吃药，然后观察。

第二天，医生改变了主意。他们继续好几天对张敏进行心包膜穿刺，引出部分心包液。

此时此刻，张敏身上已经插满了管子。而这些并未能阻止癌细胞继续发生转移。

11月28日，医生劝张敏放弃治疗，接受临终关怀。主要的原因是盲吃的靶向药并不对症，且最终确定的基因突变EGFR-20，无药可用。

张敏原本还意志坚定地表示不要放弃，随后可能也被医生这番话打击了心智，点头表示放弃。

很快，在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且没有给出任何考虑时间的情况下，护士为张敏打了吗啡，撤掉了医疗监视设备，降低了呼吸设备的进氧量。

即便如此，病人和家属还在挣扎，只等到加拿大医生的残酷建议：加大药量，送她“离开”。

11月30日下午，37岁的张敏离开了。

五个月后，丈夫写下了这篇文章。他反复提到，复盘固然是出于纪念，但也希望内行学者们看到后，能告诉他加拿大的应对措施是否合理。

文章发出来后，部分网友们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加拿大的医疗体系，觉得太不靠谱了。

“明明刚做过手术，怎么会没做CT呢？”

“体检难道就靠听诊器吗？能听出什么？”

“9月份做的癌筛怎么会11月才出结果？”

“病情怎么会发展这么快，处理有问题吧？”

“让病人自己放弃，和严刑逼供有什么区别？”

。。。

先解释一下，加拿大实行的是以公共医疗保险为基础的全民医疗保健体系，所有居民和永久居民都可以免费获得必要的医院和医生服务。

怎么保证服务的“必要”呢？

他们提出了分级诊疗，就是有问题先去找家庭医生，只有急症才可以去找专科医生。

在这样的前提下，不少人觉得在加拿大看病看似免费，实则昂贵，只是需要支付的不是金钱，而是你的“价值”。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治愈率高、治愈成本低、治愈后能创造更多价值的人，才能获得更及时、更有效的医疗资源。

与此同时，可能被牺牲的就是那些疑病重病。

不少IP在加拿大的朋友也表示，自己虽然没碰上这么大的事，但就医体验也非常不好。

各种事情都要自己推着医生去做。

负责医生更换频繁，彼此还没有信息告知，常常会有下一个医生随便撤到上一个医嘱的情况。

医护的操作是否合格、无菌，也得打个问号。

就连体检都不让随便检，反正你年轻你身体好，不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真要做检查也快不了，普通CT都得排队好几个月，更别提MRI或者PET-CT了。

黄花菜都凉了，检查还没排到。

碰到重症，动不动就要给你临终关怀。似乎就是要用一个短暂的存活期把人劝退。

加拿大医生的业务水平更是被频繁诟病。

觉得你人还能站立还有意识，就不够紧急，无法收治，只能继续在家等着变严重。

医生用的指导手册还是十几年前的版本，已经大幅度落后现在的实际情况。

又因为人口少，医生见过的市面不够多，临床经验少，不懂预判，很多病都查不出来原因。

很容易把小病治成大病。

所以大家都说，“千万不要在加拿大看病，要去就是美国看，或者联系国内医生。”

有了这些并不乐观的信息，再结合张敏的实际情况，不少人得出了新的判断。

一方面，显然是加拿大的检查不够全面，导致无法及时发现病灶，以至于查出来就是晚期。

另一方面，医生水平不够，在穿刺时操作失误，导致感染，引发病情急剧恶化，失去化疗条件，这才导致张敏短时间内撒手人寰。

不知不觉间，大家默契地达成了一种共识——如果是在国内，张敏可能会更早检查出病灶；就算无法治愈，也能得到控制，不会匆匆逝去。

更有评论直接暴言，“如果这种遭遇发生在国内，医院大概已经被掀了。”

我不是医学内行人士，不了解医生的诊断流程是否合理，但根据我自己和身边人的看病体验来判断，很难理解在加拿大这样看似发达的国家，影像学检查如此不普及，做手术都不需要。

在国内，肺部CT几乎是最基础的检查，别说常规体检了，就算是日常检查都常常遇到。

虽然有些病灶普通CT扫不出来，但大多数时候它确实能够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还有检查排队这件事，虽然国内很多医院做检查也要提前预约，等上几周或者几天，但那往往是因为做的人确实太多了，而不是流程问题。

如果碰到危重症情况，医生也会直接开急诊单，让提前做，或者是先入院，能排很快。

另一点让我费解的是，这位男士提到自己一直拿不到治疗过程中的原始资料。原因是他们都是手写材料，没有电子化，整理起来很复杂。

国内完全不可能这样。有些检查你做完当场就能拿到报告，而且现在电子化普及，所有检验结果都可以在线上查到结果，看到数值变化。

拍的片子也会直接上传云影像，联网就能看到，还能放大缩小旋转角度，比传统片子方便。

你可以说加拿大这样的行为能够保护隐私。但是如果性命都保不住，隐私还重要吗？

正如我们以前讲过无数次的，虽然总有人向往远方的月亮，但是必须承认现在在国内看病真的方便、快捷，还便宜，比大多数地方都好。

因为最好的医生在公立医院，花很少的钱就能得到中国最好医生的治疗。这是我们的福气，是多少发达国家穷人梦寐以求的状况。

要知道很多国家的医生，是不需要一天看几十个病人的。他们的时间非常紧张，你必须提前很久预约才能看上他们。所以没有什么事关性命的大病，基本上就在家呆着等自愈了。

而医疗其实也有个熟能生巧的问题，见的病人多了，自然了解的情况多，操作也更熟练。

因此同样的问题在国内很快就能查出问题、住院、动手术，但在加拿大拖了两年多，不但查不出来病因，连做检查都要推三阻四。

所以说，免费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也可能是最贵的。

只是需要你支付的不是金钱，

而是时间，或者其它更加昂贵的代价。

然而，就在大家一个劲抨击加拿大医疗制度的同时，也有人转向指责撰文的丈夫是个混蛋，觉得张敏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累死”的。

网友总结了很多理由：

张敏早就拿到了美国H1B身份，为了丈夫和女儿选择回国，却又为了生三胎移民去了加拿大。

26岁开始生孩子，在读书工作的同时，无缝衔接般怀了三胎，还都是顺产，要自己带。

当新移民压力大，张敏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几乎都在她一个人身上。

她容易焦虑，不善于解压。恰好，情绪也被认为是引发肿瘤的重要指标。

为了生活，张敏在地下室开补习班。有人提到加拿大地下室经常氡气超标，和肺癌有直接关系。

除了工作，好像一家人的生活也要她来管。因为丈夫不会开车，没有工作，主要在家带娃。

以至于生病去急诊时，都是自己独自打车。丈夫起不到一点陪伴的效果。

丈夫后来通过公众号进行解释，说自己不去工作是因为没有工签，而且家里孩子多必须有人照顾，妻子出去工作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很快有人挖出来，丈夫其实也不主内。

家里更多的家务，包括打扫院子、做饭、铲雪这些事情，都是张敏亲力亲为来完成的。

现在网友分析觉得这男的就是典型的NPD人格，属于自恋型人格障碍。他会把妻子所做的一切当成理所当然，而不会认为自己有问题。

于是有人评价这文章不该叫《我妻之死》，而应该叫《我的工具人之死》。

在社交媒体上，也陆续有不少疑似知情人士，提出了新的线索，指责这位男士在妻子死后，仍然在利用妻子的故事，募集资金，化为己用。

反正现在网络上骂他的人越来越多了，说妻子只是他博取同情的工具人，现在写这些事情也只是为了塑造人设，好榨干妻子最后的剩余价值。

可以理解不同人从文章中看到了不同的事实。人们总是更容易看到自己关心和在意的内容，并由此归因，得出足以自洽的结论。

因此他们所讨论的，看似相距甚远，但依旧是同一件事的不同面，并不矛盾。

实际上，我在读完这篇漫长的文章后，也生出了另一些复杂的、并不相同的感受。

我会觉得，什么医疗体系什么生活习惯，在真正的重病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

个体在这样未知的事物面前，就是非常渺小的。现代医学的局限性永远存在。

这些年看到很多病人与家属的故事，在截然不同的大框架之下，多数都隐藏着惊人的相似，家属往往会在复盘时反复自问做得对还是错。

他们或是指责，或是懊恼，或是觉得无可奈可。但大家不由自主地会反问自己，如果当时做了另外的选择，会不会更好呢。

尤其是面对癌症时。

虽然现在总有很多相对乐观的说法出现：癌症变成慢性病，越来越多抗癌药物出现，机器精度更高了能够更早查出癌症的机会更大了，等等。

然而实际上，关于癌症，被了解的恐怕不足万分之一。哪怕是医生也仅仅只能在摸索中前行。

曾经在医院目睹过这样一幕。病人家属流着泪，哽咽着问医生，为什么明明每年都有体检，还是一查出来就已经晚期了呢？医生也叹气，只能轻声安慰：这就是癌症糟糕的原因，它的发展非常隐秘，难以调查，难以归因。

它也难以治愈。即使是同样的病程，同样的药物，对不同的个体会可能有不同的疗效。

即便如此，人们依旧会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坚韧。大家都有一种求生的本能，希望能够抓出任何一种可能，活下来，哪怕多一分多一秒。

就像张敏一样。

在这个抗争的过程中，病人最需要的恰恰是人文关怀，是真实的、温情的鼓励与抚慰。

现在国内很多医院都有姑息科，主要就是为那些癌症晚期的患者（当然也包括其它无法治愈的终末期病人）提供服务，充分减轻痛苦，让他们以尽量体面的方式，有尊严地离开。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尽量采用无创的治疗手段，

提供镇定剂和止痛药物，

排除任何可能造成痛苦的操作，

舒缓病人们的心理压力，

以及，让他们接受家属的陪伴。

这和加拿大医生靠几支吗啡所完成的“临终关怀”截然不同，是真正在为病人和家属考虑。

我们无法否认，很多时候，医生能做的也不多。他们“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但在安慰之前，首先是竭尽全力。

想起前阵子看过的一部纪录片，跟拍了华西医院急症救护车60小时的工作境况。

那天，急救医生遇到了一位有肿瘤病史的老人，突发呼吸困难，性命濒危。

医生迅速判断现场情况，决定就地抢救，护士快节奏地插上心电监护仪、吸氧仪，注射肾上腺素，然后交替进行不间断的心肺复苏。

持续抢救后，老人心率有所回升，一行人急匆匆赶回抢救条件更好的急诊室。

但是，回到医院后，老人心率又迅速下跌，只能靠仪器和药物进行维持。

急救医生反复努力，希望留住这条珍贵的生命，他们用了药物，做了心脏复苏，偏偏效果不尽如人意，老人无法脱离仪器恢复心跳。

根据规则，医生不止一次地和家属进行谈话，告诉他抢救现状，以及医院的规则：心肺复苏时间一般是半小时，如果超出这个时间，病人还不能回复自主心跳，医院会宣布抢救无效。

家属含着泪，点头表示理解，然后情不自禁地恳求医生：请你们尽力，谢谢你们。

医生说：我们一定会。

这个故事有个不错的结果，当天晚上，在医护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老人恢复了意识。（遗憾的是，不久后，老人还是离世了。）

我想这才是医生应该做到的竭尽全力，是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为他们谋求所有生的可能。

无论何时，生命永远是伟大的，是值得敬畏的。它不应该以任何方式被轻易放弃。

雷叔写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