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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024,房产中介正在离场

已有 87 次阅读2024-4-17 06:58 |系统分类:时政



2024,房产中介正在离场

北京的高级房产经纪人李磊在这行待了14年。在这份职业生涯的后半段,他最害怕接到电话说,“经理,有空聊一下么?”——他知道,又有人要离职了。

原则上,李磊能留一个是一个,方法是约酒,把对方喝吐,把自己喝吐,一醉方休。某夜,他在酒桌上醉醺醺地告诉计划离职的下属,“兄弟,未来能怎么样,你自己选”。小伙喝完酒跟李磊说,“没问题,我接着跟你干”,第二天醒来还是坚持离职了。

最后李磊连自己也没能留住。2023年5月,他向公司提出了离职。

房产中介离职潮最近一次被媒体大规模报道是在2021年上半年的深圳。据深圳市房产中介协会披露,仅那一年上半年,将近2400名星级从业人员离开房产中介行业,500间左右的中介门店关停,甚至不乏门店“卷款跑路”。

下行期漫长,深圳房产中介离职潮只是下探中的缩影。2023年8月,58同城和安居客发布的“全国地产经纪行业月报”中显示,“经纪公司、经纪门店、经纪人数量三大行业指标继续下跌”

在那时的成都,24岁的中介阮林已经挣不够生活费了,他并不甘心,开始计划和前同事自驾到海南三亚发展;在上海,一度管理过30多家门店的陶晓婷生病了19次以后,终于在2024年2月选择了裸辞;而北京的李磊,已正式转型为房地产自媒体人,他把个人签名改成“卖过1000套房子的硬核男人”,努力探寻事业第二春。

2024年,尽管楼市松绑政策频频,房产中介离职潮仍在继续。就安居客4月7日发布的全国房地产经纪行业报告显示,2024年一季度,一到四线城市房产经纪门店规模环比都在降低,其中一线城市房产经纪人减少情况最为明显,门店规模环比减少了6.4%。

这个与中国楼市绑定最深的群体之一,正在2024年寒冬般的“小阳春”里选择各自道路。他们收获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今后要往哪里去?离开显然还不是最后的答案。

陶晓婷的门店已经低迷好一阵了,这是两个月以来,她离成交最近的一刻——尽管这套房子在上海几乎算得上“击穿底价”,总价只有200万出头,能到手的佣金只有2000元不到——她仍然希望争取在她的手上成交。为此,她给业主阿姨买水果、开车接送,甚至还应阿姨的需求,去对方家里帮忙打扫卫生。

但一次会议上她忽然得到消息:业主阿姨“飞单”了。对方跳过陶晓婷,选择了另一家中介把房子卖了出去。原因是这样能省5000元左右的中介费。

“当时快气疯了,”陶晓婷忍不住打电话质问业主,“我们已经做得这么好了……你太不尊重我了!”

那时是2023年6月,上海二手房市场成交仅1.2万套,比起疫情前月均近2万套的成交量,近乎腰斩。而这座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还在往上囤积,其82%的增幅,堪称全中国之最。

“X先生/小姐,还需要房子吗?我们这有一套……”往往阮林的话还没说完,对面就干脆地传来一句“不需要”,挂断了电话。

成都中介的故事也是同样,蓄客们的电话挨个打了一通又一通,基本得不到回应。阮林只好出门线下拓客,拿了小区的广告牌和二手房基本资料的打印件,骑上电动车,出发去最近一个公园发传单。

“买房吗,看看这套房子?”阮林见人就递上,有人接了,有人摇摇头,有人拿着传单,到了前面的垃圾桶就扔了——垃圾桶堆满了房地产的传单,“大家都没有兴趣”。

即使是屡次创造销售神话的北京楼市,房产交易也淤滞了。找不到客户的中介们开始努力精进自身服务,比如提供上门喂猫服务,或是在冬天贴心为每一位客户备好热到40摄氏度的冰糖雪梨汁,仍旧颓势难改。

2023年国庆假期的一个中午,北京东四环外一个栽着假花的精装修楼盘里,一个西装笔挺的中介正语速飞快给另外两个新人做话术培训,“你们要跟客户强调,这小区能保值,12号线马上要开通了,您也知道现在这行情,最重要的就是保值……”

但在那个理当“金九银十”的长假,该楼盘客户寥寥,成交量为0——而首都北京五环内的次新盘,曾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全中国价格最坚挺的楼盘类型之一。

这个行业从没如此心灰意冷过。前北京房产中介李磊记得自己入行时被领导反复灌输,“这是个朝阳行业,对于个体来说收入也高,是高端白领”。那时候,李磊感觉自己是在“参与北京的城市化进程”。

那些年里,住宅、写字楼和基础设施像是积木一样被层层叠叠搭建、翻新,人们涌向大城市,买房成了当代国人生活最重要的载体——结婚要买房,孩子上学要买房,告老还乡要买房,投资理财,还是买房。

不少一线城市房产中介的客户列表里还不乏明星和达官显贵的名字。十年前左右,李磊曾经为了帮客户买房在某小区挨家挨户敲门问“房子卖吗”,大多数业主都对他态度鄙弃,但有一家女住户打开门,告诉他,“我房子卖”。背后走出的男人李磊一眼就认了出来,“奥运会的世界冠军”。

但伴随着行业走进冷淡,职业中介们的成就感、认同感,甚至是尊严,正在步步消退。

阮林经历过2021开年成都的楼市大热,那时人们排着队抢房子,甚至有客户想私自塞给他2万块,以便获得把和房东谈判的机会移到更前面,出于门店的规章制度约束,阮林最后没有答应;阮林记得那时候,在“富人区”桐梓林看房的都是30-40岁区间的年轻人,他们许多是在成都落户的外地人,大方、好谈,几乎不用怎么说服,轻松把房子买下;

但到了2022年,阮林逐渐把业务拓展到“刚需板块”的金牛区,即使是刚需客户,下手也十分谨慎了,甚至还有买家把阮林当“骗子”

一次,一个60多岁的阿姨来为女儿买婚前房产,阮林跟了好些天,和房东谈妥了价格,约好了时间谈判,临到交易,阿姨却变卦了放了鸽子。

阮林想起这位阿姨曾告诉他,她不想出中介费,说害怕“被中介坑”;还让他和同事把身份证拿出来,举在脸旁边拍照。阮林心里一阵憋屈,回到门店,他把工牌摔在桌子上,“真抠门!”

陶晓婷也记得,在被上海阿姨“跳单”的那个月,有一套手下总价700多万的房子,前后有100多组客户带看,但最终依然没有成交。“明明感觉到会卖出去”,当时斗志昂扬的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

劝不动买家,只好劝卖家。桐梓林一套160多平的房子,装修了十年的古早欧式风,2021年的时候挂牌530万,一个客户砍价到521万元,房东一口咬死挂牌价,怎么也不肯卖。

等到2023年3月,这位房东主动打电话给阮林,“诶,小伙子,我那个房子现在想460万卖出去,你觉得合适吗?”

阮林苦笑说:“快卖吧,晚了还得跌。”

陶晓婷空降到这家经纪公司当店长已经两年多,落差几乎是天上到地下:

之前她是上海一大区负责400多人的管理层,接触的房子都是上千万元,甚至还有明星客户。同事都叫她“陶总”,充满敬畏。她从不用熬夜加班,轻松年薪百万。

如今,她负责的门店坐落在一个“刚需房板块”,大多是总价不超过500万元的房子。20人的规模,还有同事时不时开一些油腻的笑话:“你能做我女朋友吗?”陶晓婷很不舒服,也只能憋着。当然,最大的落差是收入,她的基本工资降到了一万元出头。

那是2022年的11月。上班的第一天,整个板块的中介都听说,“这来了个管过30多家门店的的女的”。他们却很难洞悉“陶总”跳槽的真正原因——前公司资金链断裂,她被欠薪了快半年。

“新官”上任的第一件事,陶晓婷和所有同事聊了个遍:有几个经纪人已经一年没开单了。

中午,她看到店里一个30多岁的男同事为了省钱,午餐吃的是馒头,她赶紧下单了10箱泡面,搬回来放在店里。

“好东西呢我买不起,但是泡面,大家随便吃”,她在店里宣布。中介们看着陶晓婷鼓掌。

在成都,房产经纪人阮林也实实在在地面临着生活的断崖式下跌。2021年5月,凭借楼市带给普通人的机会,这个初中学历的年轻男孩在成都买下了人生第一套房子,总价120万,月供4083元;但到了2022年夏天,形势急转直下,阮林有连续三个月都没卖出房子,他还不起房贷了,只好向父母借。

卖不出去二手房,他只好把开单的希望转移到租赁上。对许多房产中介来说,租赁是行业鄙视链的最底端,只有新人才会去干租赁。但下行时分,甚至租赁也不好干了,房子比上一年更老,价格就比上一年更低,阮林靠租赁一个月只能拿2000-3000元。

打电话没用,去公园发传单也没用,阮林在门店望穿秋水,坐累了就出门抽根烟,六点半准时下班。

李磊是北京麦田职级很高的经理,他的职级和业务能力让他不用为收入发愁,最困难的那些年,他也能有个六七十万的年薪保底,但他生病了。呼吸困难,心跳加速,一个看不见的深渊正在把他拉进去。李磊觉得自己就要死了。

“老婆,抓住我的手”,他躺在床上语气微弱地说。妻子拉住了李磊的手。坠落感没那么强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那个深渊里逃出来。

他不知道生了什么病,只觉得自己经常浑身不舒服,有濒死感。2019年,李磊开始跑各个医院,检查自己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但都没有检查出来器质性病变。最后在安贞医院,医生告诉李磊,“你这是焦虑症”。

他很确定,是这份工作让他生了病。来源很具体。上一秒客户还说“买”,但下一秒就“不买了”,他从天堂马上跌到了地狱。这份工作只有1和0,成交和不成交,不存在那个“0.5”的选项,兴奋和失落,他在两极徘徊。他为那种命运不被自己掌控的感觉而担忧。

北京是核心城市,尽管楼市不如从前,回暖的时候依然算是春天。虽然经历了2017年“317限购令”的骤冷——这一政策导致那年夏天60个人的团队有个月只卖掉一套房子,老板不得不宣布“取消底薪”,每个同事的脸上都“和霜打的茄子一样”——房市还是慢慢回温,再次印证那个“京沪永远涨”的神话。2020年年初,李磊的团队一个月卖了60套房子,在群里频频发送“战报”,引得放假在家的同事专程从新疆飞回北京开始卖房。

但春天经常无规律地开始,也无规律地结束。2023年春天过后,房市说冷就冷,房地产经纪人们失去了一些预判的能力,连老板也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去年在门店大搞管理激励的头三个月,陶晓婷也很快通过一个“小阳春”带领了门店到了片区前三的位置。她自掏腰包请手下的经纪人吃饭、团建,买了茶叶给业主挨家挨户送。她鼓励大家“好好赚钱”。但好时光转瞬即逝,“小阳春”过后,门店的大家很快又闲了下来。陶晓婷才意识到,“原来努力很难对抗行情”

过去的一年里,各个城市的楼市政策密集松动,组合拳一套接着一套,先是部分城市住房限售期放开,随后一线城市纷纷落地“认房不认贷”,到了2024年,各地限购政策放开,房贷利率进一步下降。这些政策中介们很熟悉,但也很难像过往那样打起精神了。

去年9月1号,上海“认房不认贷”出台的那日,陶晓婷看着新闻说,“没用”。她心想这只会让大家更着急,更猛烈地抛售二手房。阮林和陶晓婷的反应也差不多,“市场不好救啊”

许多个上午开会,李磊仍然会带着团队在门店内排成一列,集体喊着加油的口号:“超越巅峰!挑战极限!坚持不懈!直到成功!”但门店越来越冷清。李磊记得一个夏天,有个遛鸟的北京大爷穿着拖鞋经过门店,进去探着头说:“房子还有人要吗?赶紧别干了,回家干点啥都好。”

回想起来,那也是有些远的故事了。李磊说自己一直在等着故事重演,像从前那样,停一年涨两年,“我总觉得挺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房产经纪人大多数记性都很好。他们尤其对数字敏感,记得小区的价格、户型、配套、物业、甚至是每一条小道。他们很难忘记自己是哪一天,怎么来到这个行业的,更难忘记见证过怎样的中国楼市奇迹。

房地产的高光时刻可以回推10年。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急转直上”的转折点,年初,政府提供优惠利率、二套房优惠政策等措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显著的刺激,年中又加大了土地供给。李磊刚入行,根本不懂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局势,但他知道,“房价每天都在往上涨,卖房跟卖菜一样。”

他聪明,有野心,足够努力,还赶上了楼市的好时候。他第一套卖出的房子位于建筑物的夹角里,一天的采光只有29分钟。李磊提前踩点,坐在房子里感受光是怎么照进来的,发现只有中午12点左右才有光。他特地把客人约在那个时刻看房,客人看完以后只说了一句话,“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然后那套“硬伤房”光速成交了,时价238万元。

2011到2018年,北京二手房均价年均涨幅达到12.5%,堪称世界级的投资奇迹。李磊刚入行时,北京二手房的成交均价为13763元,此后逐年上涨,直到2017年时已经到了60401元。

中介门店几乎都在亢奋的状态里。入职的头5年,李磊每天早上7点出头就起床,干到凌晨2、3点。白天,中介们随时随地喊着口号给自己加油鼓劲,晚上领导还要开会,给他们讲人生故事。

“317”新政之前,整个北京楼市进入了堪称“疯狂”的状态。李磊记得,当时有人路过进门店借个厕所,看到了挂的二手房宣传照,就“顺便”买了套房子走。很多中介甚至开始睡在门店里,因为突然起了心思买房的客人很多,要随时随地准备接待。还有房价的“跳涨”——“看房的时候是1000万,下楼走到半路就涨了30万,走到店里涨到1050万,最后在合同上签字的时候已经是1060万了。”

李磊在这样的风里赚了钱。2014年,他在北京花170万买了人生第一套房子,两年后,他把房子卖了,换了套540万的房子。入职第二年,他就开始带团队,开始学习领导在凌晨开会,“讲一些废话”。那时他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陶晓婷入行要晚一些。2020年,她辞去了浙江的互联网工作,把家搬去了上海入职。在外滩,她看见层层叠叠的高楼大厦和东方明珠塔,她知道她来对了,“我觉得这里能够让人这么多人向往,在这里努力是有道理的”

一个同事家离得和她近,来接送她一起上班。经过同事家小区,陶晓婷查了下房价,“2000万的房子,开的是宝马X5”。坐在副驾上,陶晓婷心想,“我以后也能做到这样”。

在成都,阮林也见证过楼市带给普通人的机会。

之前,他在酒吧里做酒水销售,一个月能挣1、2万元,父母觉得这份工作不正经,强烈要求阮林辞职。空闲在家,阮林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安家》,讲的是房产中介的故事,阮林看了很感动也很受启发,“小楼(电视剧角色)也是从农村出来的,然后有好几个月一直没开单,突然卖了个商铺,提成就有10几万元”。开年以后,2020年3月19日,阮林去成都找了一份房产中介的工作,从租赁干起。

阮林很快赚了钱。21岁那年,这个初中学历的男孩在成都买下了人生第一套房子,当时他的同龄人还在上大学。2021年的5月份,老板找到阮林,问他要不要入股,“门店20%的股份,6万元就可以”。阮林很兴奋,老板过去一直器重他,把很多自己谈下来的单子给阮林签,也教他很多沟通技巧。他二话不说就拿出了6万元的积蓄,成了这家中介门店的小股东。

这或本是个励志的故事,但楼市的突然下坠改变了阮林人生叙事的走向。

在楼市里,人们都相信一个叫“周期”的铁律。在中国房地产的过去十年,涨后会跌,跌了会大涨,几乎从未被打破过。但凡是个过来人,房产经纪人都觉得,“只是市场的短期波动”,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看到涨势重现。

但这一等,又是好几年,阮林辗转了2家门店,直到月薪降到连生活费都不够。陶晓婷的努力没有扛住行情,精心打理的门店还是无人问询。经验主义未能如期上演,铁律暂时被打破了。

没有开单,工资不够还房贷,阮林又一次跟父母借钱还房贷的时候,妈妈在电话那头安慰阮林:“房子是不行咯。”尽管阮林也开始这么觉得。但他还是在朋友圈发,“成都楼市网签创新高!”

“不信,我自己都不信”,他刷新了一下朋友圈,给手机锁了屏。

阮林第一次想到“离职”这个字眼,是在公园发完无人问津的传单,坐在电动车的座椅上,他拿出手机,点了根烟开始玩游戏。“要不要离职呢”,这个念头忽然冒上来。

之后的三年里,它时而蛰伏时而发作,直到2024年2月春节后,终于成为现实。

房产中介离职后,下一站去哪?在房产经纪圈子里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中介离职后可以去送快递,因为小区路线比谁都熟悉。但这慢慢变成了现实。在楼市的红利期,房产中介门店放低门槛大量招人,离职后,房产中介因为学历和行业限制,可能很难完成跨行业的转型。

在凤凰网接触的房产中介里,房产中介离职后转型涵盖了送外卖、快递、网约车、电销、保险、金融贷销售、新媒体编辑等职业,或者自开门店创业,但大多数人收入都大不如前。有房产中介离职后因为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不得已再回到门店里,“有几千块底薪也好”。

但李磊似乎敏锐地嗅到了下一个风口。在2021年去新加坡途径广州时——自从焦虑症确诊,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每年都要出国玩一次,放松心情——他见了一个客户大姐,对方说,“我老板身价几十个亿,也在做抖音和快手”,“李磊,你一定要做”。

他开始找各种各种懂短视频、自媒体的朋友聊天,一个从2013年开始做自媒体、拥有1500万粉丝的朋友告诉李磊,自己的收入现在已经“大幅下降”, “过去一个月7、80万元,现在税后30万。”

“哇”,李磊大为震惊。

回了北京,他在会上发言,很严肃地告诉大家“一定要思考一个月怎么挣50万、100万元”,会议桌同一级别的其他同事听了这话开始骚动,显露出不满的表情,他目前月薪2万元——过去的“打牌钱”。

“做抖音就可以,做自媒体就可以。”李磊说。2021年,他开始全力冲刺做抖音,他的个性签名是“卖过1000套房子的硬核男人”,他的粉丝积累越来越多,但公司也希望和李磊签合同,深度绑定他的自媒体,他拒绝了,之后在2023年5月选择了离职,开始单干,账号叫“磊哥房产咨询”。

“时代变了,不是指离开房地产行业,而是自媒体的时代来了。”李磊认为。

现在,从二手房交易流程到看房,李磊都会通过录制视频,来获得客源。他专卖顶豪,50:1的获客率,比电话销售更高。视频里,他坐在家中的书架前,朝后抿的头发上方挂了一块牌子,白底红字写着:2023年,北京房子怎么选!“有想要了解咨询房子的都可以问我,我现在是代理人,以你的角度看房子买房子”,他告诉直播间里的人。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磊哥”。

不变的是,离职后的他还是时不时在心里默念那句口号:“超越巅峰!……直到成功!”最近有两个月,他靠抖音卖掉了好几套千万级以上的豪宅,提成超过100万元,他感觉自己的焦虑症痊愈了。

陶晓婷也在今年2月选择了裸辞。她还很年轻,但她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这样熬下去了,最关键的是,“毫无收获地熬下去”。过去一年里,系统里告诉她生了19次病。她提交了离职申请。

和李磊一样,她也看中了自媒体创业。在家休息时,她开始摸索着开直播,聊星座、职场和情感,但和李磊不一样,她偏偏不聊房子。她想起自己刚到上海时,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筒子楼心潮澎湃,觉得那些房子是梦想的归宿。她没想明白,后来房子为什么让她变得那么疲惫?

更多的房产经纪人,正在接受就业市场的重新洗礼。阮林跑去三亚做了一段时间中介,每个月能稳定挣1万多元,但他慢慢察觉到,自己再也没有当年那样想要在这行拼搏的野心和冲劲了。三亚的旺季只有短暂的四、五个月,回到内地,楼市依旧清冷。他想到他还年轻,《安家》的美梦已经醒了,人生该有段新的故事了。对着海风喝酒,他想,回了成都,干脆跑快递好了。但女朋友说,“跑快递没前途,你还年轻,不如从头开始进入一个新行业”。

就在3月,阮林的工作终于有了下落。他投了一家暖通公司的简历,这家公司负责为大公司或商场提供空调暖风系统的服务。在和公司负责人聊天的时候,他聊起了过往做酒吧营销的经历,但没有提及自己做过房产中介。负责人喜欢喝酒,也喜欢去酒吧,俩人聊得很开心,“你确实适合做销售,也不怯场”,负责人说,“就是学历有点恼火”,让他回去等通知。

到了第二天,阮林收到了公司打来的电话,告诉他通过了面试。

这是全新的身份,全新的人生阶段。他热情地开始重新学习,像四年前刚进入地产中介门店一样。每天晚上他都看书看到10点钟,背全新的机器知识点和话术,他感慨,“公司那些本科生记东西确实快”。他的微信名字也变了,从“A 租房二手房 阮林”改成了“A 暖通 阮林”。上班第一天,他主动向负责人提出了一个请求:“可不可以把我的底薪取消,但是提成给多点?”

4年前,刚入职地产中介机构时,他问过师傅一模一样的话。

文中李磊、陶晓婷、阮林为化名

作者 邬宇琛 王之言 | 编辑 燕青

排版 魏蔚 | AI制图 高孜然

在人间


万科,“优等生”也考砸了?

融资模式改变压缩了回流到万科集团总部的资金

而原本的现金储备还会继续消耗

白名单制度,能救得了万科吗?

股债双杀、评级下调、展期传闻、融资受限、外债爆雷……2021年以来,类似的剧本已在不同房企上演。如今,万科似乎已经演过剧本的前半部分。

“当前万科的确遇到了阶段性经营性困难,流动性短期承压。”4月14日下午,万科接受数家券商调研,董事会主席郁亮与总裁祝九胜现身回应外界关切。如果从3月29日召开的2023年业绩说明会算起,这已是半个月以来万科第三次集中回应有关公司的热点话题,一些问题已在此前的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被反复追问。

万科作为曾经的“优等生”陷入困境让市场唏嘘不已,也让市场生出究竟还有没有房企“安全”的疑问。有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其实房企本没有“优等生”,万科同样信奉“三高”(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房企都在套取一个时代的红利,如今套利的窗口已关闭。

“在中央明确提出行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与要求后,未能对行业普遍存在的‘三高’模式进行更为彻底的调整,导致今天出现被动局面。”万科高管在14日的回应中进行了自我“检讨”:未能坚决摆脱行业惯性,在不少城市包括一些重点城市和一线城市,出现投资冒进和失误。

当下,外界对于万科的关注集中于一点:万科有无能力偿还债务,特别是年内到期债务?而这种关注背后,其实不仅是关于万科的剧本会怎么演,更是关于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剧本会如何续写。

3月31日,万科位于杭州的新楼盘。图/视觉中国

3月31日,万科位于杭州的新楼盘。图/视觉中国

“优等生”之困

今年3月,惠誉和穆迪将万科评级分别下调至“BB+”和“Ba1”,属于各自评级体系中的“投机级”。这是半年内两家评级机构第二次下调万科评级,上一次发生在去年10月、11月。

这两次评级机构下调万科评级的时点,恰是市场对于万科悲观情绪增长之时。

今年年初,万科被联名举报“偷逃税超千亿”的消息传来,烟台市百润置业有限公司实名举报万科涉嫌严重逃税行为。当时烟台万科回应称相关举报内容严重失实,两方“交战”多轮。

万科在烟台房地产市场耕耘多年,百润置业自称是万科合作的小股东,合作了十多年。而此次举报,包括百润置业在内共涉及10家当地公司,均为万科烟台的小股东。

这些企业都是万科的合作伙伴,在与万科的合作中,扮演小股东角色。例如,烟台市百润置业成立于2017年8月,同年10月与万科合作成立烟台创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中万科持股51%,烟台市百润置业占股30%。

这些小股东在举报文章中提出了多项指控,包括非法设立金融机构放高利贷、欺瞒股东挪用项目建设资金、操控皮包公司获违法收入并私分、搞投机为团伙高管牟利、低价出售项目资产牟利、万科管理人员涉嫌偷税漏税、使用隐匿收入、虚增成本等手段侵吞国有资产等。

万科管理层在14日也对此作出回应称:本次实名举报的公司主要是实控人为李军的烟台日樱集团下属公司。烟台万科与合作方李军(以下简称“烟台合作方”)合作开发地产项目近 10年,合作7个项目。2021年开始,受市场整体环境影响,烟台多项目销售不及预期,利润无法达到初始可研指标。为保证项目建设交付和正常运营所需资金,项目公司资金无法按烟台合作方意愿继续分配。同时烟台合作方作为股东方,无视项目公司建设交付和正常经营所需,提出16亿元的没有合理依据的巨额诉求。

万科称,烟台举报方就万科挪用资金问题于2023年向烟台公安机关报案并被受理。烟台公安机关经过3个月调查取证后,于2023年11月作出决定不予立案。

当一个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所有原先繁荣时期被掩盖的矛盾纠纷都突然浮出水面。这次举报风波前的半年多,万科已经开始进入“水逆期”。

2023年7月,碧桂园宣布谋求境内外债务重组后,市场对于房企的“风吹草动”分外敏感。查看去年7月以来万科美元债价格走势,不难发现其已经历两次探底,第一次便发生在去年10月底、11月初,这也是万科震荡的起点。

2023年10月26日,万科多只美元债价格大幅下跌,其2024年上半年到期的数只久期较短的债券价格下跌5%~7%,部分久期较长的债券价格跌至不足面值的50%,甚至40%。

2021年房企陆续出险,多始于美元债价格暴跌与违约,这被视为房企爆雷的先兆。因此悲观情绪传导至境内债券市场,10月31日起,万科境内债券价格亦连续数日小幅下跌。

就在万科美元债大幅下跌的次日,10月27日,在完成换届近四个月后,万科董事会召开会议,批准同意深圳地铁集团董事长辛杰担任万科董事会副主席。万科董事会每届任期三年,但自2020年6月换届以来,万科董事会一度不再设立副主席职位,直至辛杰出任此职。

显然,这次万科董事会人士调整意在表达深圳国资股东对万科的支持。辛杰当选董事会副主席后称:“对万科的认同和支持不会因市场一时的波动而变化。”

在深圳国资的加持下,万科频频“喊话”,意在稳定市场情绪。针对债券价格异动,万科当时在互动易平台回复称,公司基本面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由于市场情绪波动,且境外资本市场出现有关万科的不实猜测,公司美元债价格出现异动。

2023年11月6日下午,万科更是召集多家金融机构举行线上交流会,深圳市国资委主任王勇健、党委委员叶新明等出席。王勇健表示,万科是深圳国资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如果万科在经营方面遭遇极端风险,国资委一定会动用资金、资源,尽一切可能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帮助万科守住底线。“我们手上有足够的实力、工具和经验来做这件事。”

万科财务负责人韩慧华当时表态,“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债务,万科都会如期兑付”。

此后,万科境内外债券价格企稳,其境外债券价格在11月上旬上涨,基本收复此前“失地”。虽然经历一轮债券价格波动,不过当时市场上尚未有万科寻求债务展期的消息。

万科危机真正浮出水面还是源于今年2月市场上的一则流言,据称万科管理层拜访保险资产管理机构新华资产,希望对方展期万科到期债务,遭到拒绝。尽管新华资产迅速发布声明否认,但万科与多家保险资管公司洽谈债务展期的消息甚嚣尘上,加剧市场悲观情绪。

今年3月29日召开的2023年度业绩会上,首个问题便与此有关,祝九胜并未否认万科与保险资管公司沟通展期一事。他表示,各大保险公司与万科合作的债权计划,期限一般在10年及以上,会设置类似“5+1+1+1”的期限结构,在每个时点,企业和险资都会坐下来商量是否要提前行权。

也正是在这场业绩会上,祝九胜坦承,剔除预售监管资金及其他受限资金后,公司账面上可动用的货币资金余额面临短期偿债压力。

财报显示,截至2023年末,万科持有货币资金约998.1亿元,同比减少27.26%,而公司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约为624.2亿元,现金短债比为1.6:1。

虽然万科的货币资金看似足以覆盖年内短债,但是其中受限资金额度不得而知。像预售资金一般便是受限资金,伴随房企爆雷案例增多,各地对于预售资金监管趋严,需要根据工程进度提取预售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母公司在手资金能够反映集团层面可动用的资金情况,截至2023年末,万科母公司持有货币资金约184.0亿元,同比下跌58.69%。

市场正在密切关注颇具风向标意义的万科境外债务偿还情况。2023年,万科在境外完成了150亿元再融资,提前归还境外短债,加上置换部分境外债,平安度过2023年。

万科4月5日在投资者互动平台曾表示,2024年境外债券只有二季度尚有折合人民币56亿元的债务到期,公司已经提前启动了相关置换和还款准备工作。对不同月份到期的债务,公司都会有相应的应对。

但是随着万科评价下调,以及债券价格频繁波动,其再融资渠道必然收紧,即使万科一再表态“不躺平”,但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白名单”制度帮不了总部

惠誉在解释下调万科评级的理由时表示,万科的销售业绩不佳,叠加资本市场波动,令其融资途径进一步收窄,又必须应对到期债务,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其财务灵活性持续恶化。

销售回款是房企自有资金最主要来源,销售业绩持续下滑,意味着万科可调用资金规模收缩。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房企合约销售额从2021年的16.3万亿元降至10.3万亿元,下降36.8%。百强房企销售额从2021年的9.08万亿元降至2023年的5.39万亿元,下降40.6%。

尽管2023年销量仍稳居全国前三,但万科销售端下滑始终未能“止血”。

对比单月销售额来看,2022年,万科单月销售额维持在300亿至400亿元之间。2023年以来,万科月度销售额同比持续下降,7月、8月,万科连续两个月销售额降至220亿元左右,尽管此后万科全力促营销,单月销售额有所起色,但是万科年度销售额已经从2021年的6277.8亿元萎缩至2022年的4169.7亿元,2023年再度同比下降9.8%至3761.2元。

这样的下滑势头在2024年并未止住,1月~2月,万科合同销售金额仅约334.7亿元,而2021年~2023年的同期数据为1166.3亿元、649.7 亿元、587.5 亿元。

“市场超跌”,这是郁亮始终坚持的判断,可见市场下行态势超出预想。其实,万科可谓危机意识最强的房企之一。早在2018年,郁亮便提出,万科要“收敛和聚焦,以‘活下去’为最终目标”,彼时被认为危言耸听。2021年11月,万科还曾发布“关于万科集团总部‘节衣缩食’和打造‘战时氛围’的倡议”,其中甚至要求“在细节中做到勤俭节约”,如文件是否需要打印,根据天气温度调整室温,人走关灯等。

尽管如此,万科高管面对调研券商分析当前困境时坦言,虽然有外部市场变化原因,但更多是企业自身在宏观情况和行业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依然维持扩张惯性,未能及时调整。“尽管公司在行业中较早意识到高速增长终将结束,但我们的行为未能坚决摆脱行业惯性,在不少城市包括一些重点城市和一线城市,出现投资冒进和失误。”

有房地产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感慨,万科亦奉行“三高”模式,当前债务多是2016年至2021年上半年累积而来,2021年上半年万科亦在扩张规模,包括收购一些出险房企,如华夏幸福的资产包,而根据3年~4年的融资周期,当下刚好赶上偿债高峰期。“万科今年销售额跌破3000亿元是大概率事件,销售回款下滑至此拿什么还债?”

这种“扩张惯性”多少可以反映在万科拿地的节奏上。2020年年底,“三道红线”等限制房企融资的政策陆续出台,当时万科踩中“一道红线”。2021年,房企爆雷案例陆续出现,而当年万科在房企拿地金额排名中仅次于碧桂园,直到2022年万科拿地金额方才锐减。今年2月之后,万科已经不再拿地,而1月时仍支出9亿元拿地。

万科管理层在2023年业绩会上表示,公司确实在2022年之前存在非理性拿地的情况,影响了利润。这导致祝九胜提及的万科面临的一个“剪刀差”,即万科开发业务的销售规模不断下降,但2023年交付力度提升导致工程款支出走高。不过他表示,随着交付高峰过去,2024年的压力将全面下降。

在销售下滑的同时,去年万科筹资活动净流出368亿元。显然,万科融资渠道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万科存量债券兑付情况。

但万科在2023年7月发行了一期规模为20亿元的中票、一期规模为20亿元的公司债后,万科未在境内公开发债。

除了融资渠道收紧,万科近期亦多次提及融资模式变化带来的挑战。祝九胜解释说,过往万科与银行大多是“总对总”达成战略合作,信用融资占90%,集团总部可以一次性申请到大额贷款。如今,各地力推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实操中以项目为单位,银行按照工程进度严格控制提款节奏,并监测资金流向。融资模式改变压缩了回流到万科集团总部的资金,而原本的现金储备还会继续消耗。

在3月底的业绩会上,祝九胜表示,万科的银行融资还处于正常状态。“在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推动下,项目层面能够拿到更多开发融资。”根据万科提供的数据,截至2024年3月末,公司已在22个城市上报“白名单”项目42个,涉及新增融资169.5亿。

但是“白名单”项目获得的融资沉淀于项目公司,集团总部无法使用。

“融资从总对总的信用制转向有抵押的项目制,公司很难在短期内迅速转换,但合作银行给了我们1年至3年的过渡期。”万科管理层坦言,对融资模式趋势性变化的认识一开始不够全面透彻。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白名单”落实到具体项目而非房企更为合理,只要确保抵押物清晰,以及资金封闭运转,便可做到风险可控。而且“总对总”的信用融资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也难以为继,因为金融机构难以掌握房企真实的现金流情况,融资更多转向以项目为单位亦是必然。

万科亟须在融资端打开局面。李宇嘉认为,其实目前对于房企的融资环境已经足够宽松,但是融资必须坚持市场化原则,否则不可能持续,而房企五成以上资金来源是销售回款,自身造血功能相比外界输血更为重要。

如何“自救”?

2024年以来,万科已经新增经营贷108.9亿元。万科旗下印力集团深圳总部核心资产印力中心获取35.9亿元经营性物业贷款,而印力获批经营性物业贷款项目包括深圳印力中心、宁波鄞州印象城、西安龙首印象城等项目。这些项目运营期间均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出租率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现金流稳定。

祝九胜提到,万科内部还正在梳理资源、盘点资产,接下来将会通过经营贷获取新的资金来源。“我们的资源丰富,资产足够,合格押品也不少。”

而深圳国资此前已有“下场”认购万科债券、REITs的计划与动作。

在去年11月6日的交流会上,叶新明说,深圳国资委将组织市属国有企业市场化参与万科债券认购,并积极协调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万科融资的支持力度。辛杰则透露,深圳地铁集团准备择机购买万科在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券。此外,深圳地铁集团将与万科一道加强和金融机构的沟通汇报,帮助万科获取政策与资金层面的支持。

3月27日,中金印力消费基础设施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发布发售公告。此次发售的基金总份额为10亿份,预计募集总金额为32.60亿元。万科第一大股东深圳地铁集团通过战略配售方式认购基金总份额的29.750%,深圳市龙华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认购了1.487%。

龙华产业投资公司由深圳龙华国资委全资持股。粗略估算,深圳地铁集团此次认购额约为9.70亿元,龙华产业投资公司认购额约为0.48亿元。万科董秘朱旭还透露说,深圳国资旗下的海港人寿也认购了1亿元。

去年11月6日,叶新明指出,深圳国资委将通过受让和合作开发等方式,加快推进万科旗下大型城市更新项目的开发建设,并通过协同合作等方式,提高万科各类自持投资性房地产的流动性;同时,深圳国资委也将配合万科优化长期股权投资的结构。

辛杰称,深圳地铁集团将会承接万科在深部分城市更新项目,交易金额预计超过100亿元,以此为万科注入新的流动性。“如果还有需要,我们也会研究出台其他措施,源源不断为万科提供支持。”他提到。

今年1月30日,万科旗下子公司深圳市盈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中退出,退出前持股6.16%。接盘方为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深投控”),深投控由深圳国资委全资持股。

外界颇为关注深圳国资还可以拿出多少“真金白银”支持。在2023年业绩交流会上,朱旭曾表示,“有些措施已经完成到位,有些已经支付诚意金,还有部分正在逐步落地中。”朱旭预计,这些支持措施如果全部落地,可以帮助万科释放百亿元规模以上的流动性。

深圳国资支持万科释放百亿元规模以上的流动性,这是万科反复提及的目标。但是对于“深铁于三季度业绩会时提出计划为万科注入100亿的流动性,已注入多少?”的问题,万科在4月5日并未明确回应,只是复述深圳国资支持措施。

李宇嘉认为,深圳国资系统的支持必然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因为对国资的任何一项投资行为都要经过审计。而有当地房地产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作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的深铁固定资产很多,但是流动性并不强。

在寻求国资支持之余,万科亦在加快处置资产。“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消化了一些历史上在高增长阶段拿下的项目。针对经营性不动产资金回收周期长、占用数额大的难点,我们运用REITs与大宗交易等方式,把不动产变为动产。”郁亮称,2023年,万科通过资产大宗交易回笼了123亿元。

4月14日,万科管理层坦言,尽管我们在行业中最早意识到需要转型发展,提出“开发经营服务并重”的经营理念,并实实在在布局了一批基于自身主业、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经营服务类业务和业态,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步子过大、操之过急的问题。转型业务超出我们资源匹配能力,过多占用了开发业务资金,规模过大也导致管理能力跟不上,经营目标未能按计划达成。

这成为祝九胜口中万科面临的又一个“剪刀差”,也就是公司布局了近4000亿元货值的经营性业务,其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尚未与银行贷款利率持平,经营业务的收益不足以覆盖正在“爬坡”的利息。这导致万科经营业务收益无法平衡开发业务下滑的损失,也就是祝九胜提到的“跷跷板”。他表示,根据同行经验,销售规模每下滑1000亿元,可以用50亿元的经营性业务收益来平衡。

如今,这些经营性不动产正成为万科亟须处置的资产。

今年2月9日,领展公告称,以23.84亿元收购万科持有的上海七宝万科广场50%权益,收购完成后将全资持有该项目。上海七宝万科广场最早由万科与GIC共同投资运营,双方各自持有项目50%权益,2021年4月,领展曾以27.72亿元从GIC手中收购其持有的50%权益。时隔不到3年,项目50%权益收购价格缩水近4亿元。

上海七宝万科广场于2016年开业,是万科商业板块中最优质的项目,营收常年位列万科运营管理项目中的第一位。万科此番折价出让上海七宝万科广场50%权益,意在补充流动性。领展将以内部资金支付收购款,其中21.44亿元将在成交日期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此外,万科还出售了部分酒店资产。去年12月8日,悦榕控股公告称,将以4.8亿元买下万科所持有的悦榕服务(中国)等三家子公司股权。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直言,万科需要“断臂求生”,也就是尽快打折出售资产,打折卖房,以回流现金为重。

记者:陈惟杉

编辑:闵杰

运营编辑: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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