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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今天收到了余华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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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今天收到了余华的投稿
大家好，我是莫言。
我的朋友余华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说要向我的公众号投稿。
我认真地读完了这篇文章，
发出了来自内心的赞叹，并认真写了按语。
《妙哉此风》
昨夜我在国家大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这是一个与诅咒和爱情相关的故事，更是一个与风有关的故事。
因为无风不起浪，而无浪的大海，也就失去了神秘雄壮和狂暴。
这部戏是国家大剧院的大制作，舞台上那艘巍峨阴森、不断地动荡摇摆着的红帆大船，既显示了国家大剧院的技术实力，也表示着剧情要求的风的存在，而那首优美的咏叹调《舵手之歌》里出现最多的词就是风，南风，温柔的南风，能把帆船吹回故乡，能将水手送到姑娘身边的多情的南风。
正在我看戏入迷的时候，余华用微信发来了他新鲜出炉的散文《山谷微风》。
这篇文章的内容，是记述他今年春节期间在三亚小住时，感受到的令他流连忘返的山谷微风，他对这微风进行了拟人化的描写，并旁征博引了莎士比亚、杜甫等古今中外的诗人关于风的金句，然后温馨地回忆了他少年时为避暑而寻找穿堂风与“蒲扇风”的故事。
文章一如既往地显示了余华散文的幽默风趣以及精彩造句。读来如坐春风，并让我产生许多关于风的联想。
40多年前我曾写过《岛上的风》《大风》这两篇与风相关的小说，但我写的是龙卷风与台风，这样的风极具破坏力，写时也感到剑拔弩张，读者读时也不会轻松。
这样的风，作家爱写，因为风里可能产生传奇，而微风里一般不产生传奇，但很可能产生爱情。尽管还有“风话”要说，但不能再说了。
请大家欣赏余华的美文《山谷微风》吧！
甲辰三月初七日午时
莫言
《山谷微风》
——余华
二月下旬，我和家人离开寒冷的北京，来到冬季时气候宜人的三亚，住在朋友提供的阿那亚二期公寓里。
阿那亚坐落在吉阳区的山谷里，地势狭长，绵延而上。傍晚时分，我们坐在公寓的阳台上，沐浴微风，眺望远处层峦叠嶂的山势，辽阔壮观，心旷神怡。
心旷神怡不只是视觉的向往，还有微风徐徐吹来的惬意悠然。
七年前的冬季我们在三亚海棠湾住过一些日子，领略了什么是风急浪高。我们每天在海边的木栈道上行走，嚣张的海风吹得我一阵一阵的头痛，所以这次来三亚带上三顶帽子，心想当三顶帽子都被风吹走后，差不多是我们回北京的时候了。
我的想法当然错了，这里的微风彬彬有礼，会让我把三顶帽子安然如故带回北京。
山谷微风柔和清新，亲切友好，来到身上仿佛是不间断的问候。
初来这里时，我常去下沉式的Y酒店，要一杯咖啡，坐在西班牙餐厅的长桌旁，感受微风吹拂。敞开风格的建筑结构让微风有了细致的变化，我因此想到了一个词汇，这是莎士比亚派遣记忆的信使前来告诉我的。
莎士比亚本能地把风和自由组织进一个句子，在《暴风雨》中，普洛斯彼洛对爱丽儿说，“你将像山上的风一样自由。”在《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里，阿伽门农对埃涅阿斯说，“请你像风一样自由的说吧。”
就是自由，山谷微风来到通透的敞开式建筑里，依然自如进出，可是墙体的存在试图要规定它的进出，它的自由诉求因此表达出来了。
我感受到了与公寓阳台上不一样的微风，阳台上的微风坦率直白，方向一致，扑面而来时毫不犹豫，西班牙餐厅里微风的方向并不总是一致，有些迟疑，有些暗示，有时候迎面而来，有时候在背后提醒，似乎要表达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
这是什么样的微风，我找不到准确的表述语句，只找到一连串的不是，不是杜甫“细草微风岸”的风，不是高骈“水晶帘动微风起”的风，冯延巳的“吹皱一池春水”是因为“风乍起”，过于突然，也不是，更不是“风萧萧兮易水寒”里的风，山谷微风不是壮志凌云之风，不会去送别荆轲，它知道自已普通微小，所以低调，其低调有点像我少年时期在炎热夏天里寻找的穿堂风。
卷起来扛在肩上的草席，这是我少年时有关夏天的意象。
那时候我们家搬到了海盐中学后面，不再与医院的太平间面对面了，我的午睡也从太平间凉爽窄小的水泥床转移到中学教学楼走廊通风的水泥地上。
当时海盐中学的位置是现在的向阳小学，如今已是全新的建筑，但是这幢两层的旧式建筑完好保存下来，楼上楼下都是五个房间，当时上下各是四个教室、一个教师办公室。
当时一层走廊的两端没有门，中间有大门，空荡荡的大门，我中学的四年只见过门框没见过门，这应该是穿堂风乐意光顾的原因。
暑假的时候，我经常在午饭后光着上身，穿着拖鞋，卷起自己床上的草席，扛在肩上，走过池塘，走进海盐中学那幢教学楼的走廊，探寻穿堂风，从这头走到那头，既感受风向，也感受风力，然后选定一个和风习习的位置，铺开草席，席地而睡。
可是穿堂风是自由主义的风，一会儿从这边过来，一会儿从那边过来，有时候风吹不断，有时候突然没风，像是风扇遭遇停电。
我少年时期夏天的午睡因此充满了缺陷，经常是躺下后还没睡着就没风了，就得起身卷起草席去找下一个风点，确定那里的风还会吹一会儿，再躺下去，可是马上又没风了。
躺下，起身，再躺下，再起身，如此反复，睡意全无，这是穿堂风留给我的清晰记忆，在此后的日子里时常出现一下。
如今的穿堂风只剩下名字，它在炎热夏天里已经不受重视。
凉风习习不再是从自然界长途跋涉而来，而是人工凉风了，从私人和公共建筑里的制冷空调里出来，在房间里在大厅里在建筑里旋转扩散。
我童年时享受过人工凉风，准确的说法是手工凉风，那时候人们的家里没有电风扇，空调是闻所未闻，人们习惯在夏天的晚上坐在户外乘凉，人手一把蒲扇，一边给自己扇风一边与邻居聊天。
童年的我假装认真听他们说话，站在扇过来的风这边，搭上一阵子顺风，这个大人手累了放下蒲扇，我就走到另一个仍在扇风的大人旁边，继续假装听他们说话，继续搭顺风，他们笑的时候我也跟着笑，其实我根本听不懂他们说的话。
这里的山谷微风不是当年海盐中学教学楼里的穿堂风，这里白天的上坡风和晚上的下坡风持续不断，这是山谷狭长地势给予的礼物，因此我坐在Y酒店负层的西班牙餐厅长桌旁时，感受的不是微风的离去和到来，而是微风的细致和变化，还有微风的不可知，我开始了无边的遐想。
多少豪杰壮举，不论是壮士一去不复还，还是壮士凯旋归来，只要进入历史的长河就会无足轻重，维吉尔说：“一丝微风勉强把他们的名字吹入我们耳中。”
2024年4月9日
余华
最后，附上我手写的按语。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莫言：那些话，真不是我说的
“作家的思维就像天上的云朵，瞬息万变且难以琢磨。这恰恰是人工智能难以超越的地方。”春天的一个下午，记者在北京见到了作家莫言。聊到时下热门的AI，他大笑，“前些天我还和古尔纳先生说，有生之年，我们是不会失业的。”
他的衣着很简单，衬衫加深色系外套，脚上踩着一双轻便的鞋子。在这次采访正式开始前，有不少人围着他想要合影、攀谈——身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即便此时距离获奖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莫言依旧常常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刚获奖时，莫言远比现在要忙，经常马不停蹄出席各种活动。随着喧嚣渐渐散去，他出现在聚光灯下的频率在降低，但网上关于他的话题并没有减少。
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他代替余华给小说签名的场面，一度成了热梗，有些“莫言金句”依然泛滥，当媒体求证时，莫言只能有些无奈地说一句，“那真不是我说的。”
“有些好的金句，以及一些不好的句子，都算到我头上，既荣幸又冤枉。”他有点委屈，但也知道，这似乎是有一点名气的人都要承受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写作依然重要，但莫言的人生重心在慢慢转移。他将大块的时间分给了慈善公益事业，以书法为桥梁，义拍筹钱，救助先心病患儿。
比起小说家，眼下他更想成为一名剧作家，观察大千世界，剖析人性，将儿时的情感体验和多年的文学积累一股脑地写出来。
戏剧，创作，人生态度，三者连缀，勾勒出莫言捧得诺奖后的轮廓。
01
写戏剧是为了还愿
莫言写起了戏剧。最近的作品《鳄鱼》，灵感来源于当年他在检察日报社工作时了解到的贪腐案例。
这部戏，莫言构思了十几年，之前想写，但一直没动笔。
直到前些年，莫言被北京人艺的老院长张和平“催稿”，“那个话剧该给我们写了吧？”他一口答应下来。但各种因素交叠之下，2020年春节剧本才完成。
之所以给这个外逃贪官的故事取名为《鳄鱼》，是因为莫言觉得，决定鳄鱼生长快慢的是饲养它的柜子，如同人的欲望，如果没有限制，也很容易不断膨胀。
有读者将其定义为反腐败剧作，莫言不太认同。他更希望大家能从中看到对人的解读，进而有所思考。
不只是《鳄鱼》。莫言与戏剧的确渊源深厚。
资料图：莫言在圆桌对话上发言。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几年前，他曾前往莎士比亚的故乡，站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雕像前，说自己想在有生之年，完成一个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化。
这事后来经常被他提起，并且变成了一个段子：莫言一脸严肃地许愿，以后再跟苏童、余华站在一起时，希望别人介绍自己时是“剧作家”，介绍他们俩时是“小说家”。
很多人感受到了莫言对戏剧的偏爱。不过，他的戏剧观的形成，要从六十年前说起。
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的一个小村庄。那时，农闲时业余剧团的演出，对孩子来说宛如一场盛典，咿咿呀呀的曲调、变幻莫测的故事，都是一种艺术教育和历史知识的启蒙。
他开始对地方戏感兴趣，反穿父亲的皮袄，脸上涂满锅底灰，兴致勃勃登台。很多年后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些回忆争先恐后跑了出来，催着他去写。
故事越写越顺。莫言发现了戏剧与中国古典小说的相通之处：擅长白描，几乎没有心理描写，人物性格基本依靠对话、行为来展现，流畅自然。这正是比西方小说优越的地方。
因此，根植于古典文学土壤的中国作家，具有写话剧的先天优势。他不愿意放弃这种优势，也想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总而言之，写戏剧就是为了还愿。”
02
作家的他乡与故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写作的时候，莫言腾出了大量时间去旅行，在“他乡”获得的别样人生体验，和从故乡汲取的营养，共同成为滋养写作的养分。
他给自己规划了一条规模极大的“壮游”路线，甚至延伸到了非洲。在肯尼亚，莫言看到了动物和辽阔的草原，和当地人聊天，品尝当地的食物。
这被莫言视作开阔眼界的过程，“对作家来说，没有浪费的素材。之后，我写的小说、剧本诗歌，甚至是书法，都会有我去非洲旅行参观的影响所在。”
作家见多识广，写起东西来才能得心应手。他始终认为，如果视野不够开阔，很容易写得越来越捉襟见肘，晚年更是如此。
“他乡”是新鲜的，但作家的写作永远无法脱离故乡。
莫言在农村长大。高粱玉米大豆、蜻蜓蚂蚱，所有农村豢养的动物，以及跟农业息息相关的生活，都是他创作的素材。
资料图：作家莫言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观看展览。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当年走上文学之路，靠的是写记忆里的故乡、童年，获得了文坛认可。哪怕许多年后，很多人和事都变了，拿起笔来，故乡依旧绕不开。”他说。
时间飞一样往前走，莫言并没有被落在书斋里。他会很起劲地刷短视频，也关注人工智能，不久前跟诺奖得主古尔纳聊到AI时，还幽默地说，“有生之年我们是不会失业的”。
底气源自他做过的一个实验：让AI写一首七言绝句，出稿速度很快，但每一句都似曾相识：不是从李白那摘几个字，就是从杜甫那里偷来半个句子。
“文学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生活劳动。”莫言解释，“每个作家都在千方百计追求和发展自己的个性，使小说里的人物变成典型人物画廊里的一个个形象。”
作家的思维就像天上的云朵，瞬息万变且难以琢磨。他坚持认为，这恰恰是人工智能难以超越的地方，独特的创新能力就是作家存在的价值。
03
与人相处万事“诚”为上
戴上诺奖的桂冠后，“忙”是莫言的常态，尤其刚获奖的那几年，匀给写作的时间并不充裕。
等到不那么忙了，莫言正式出版的新作品依然不算多，其中也没有长篇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写作有所懈怠。专心写戏剧的同时，他和读者沟通的方式也更新了。
莫言跟好友王振一起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取名“两块砖墨讯”，有时分享日常生活，有时分享点书法作品，想做的事情，就是弘扬传统文化和书法艺术。
这个账号积累了不少粉丝。“你看，我们一般上午九点推送，下午两三点钟阅读就能到十万加。”他指了指手机，兴致昂扬。
书法是莫言的一大爱好，这门古老的艺术也将他和公益慈善紧紧连在一起。
资料图：作家莫言。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事情起源于两年前，他跟王振一起写福字，打算送给朋友。写着写着，莫言心里有了主意：不如把这些字卖掉，筹点钱捐给慈善机构，帮助西部地区困难家庭的先心病患儿。
“后来，有一个痊愈的孩子，透过屏幕叫我‘爷爷’，喊的我心花怒放，内心非常温暖。”说到这儿，莫言的眼神变得更加温和，“我也想让我的朋友体会这样的幸福。”
他决定扩大自己慈善事业的朋友圈，余华第一个热烈响应。
那一次，被莫言叫来的作家们创作了23件书法与画作，全部拍出。莫言粗粗算了一笔账，筹集的善款差不多能让四十名患儿得到救助。他说，这就是“与人为善”。
一段时间内，莫言自嘲是“无用之人”，做慈善将他从曾经的悲观情绪中捞了出来。很多人看重他诺奖作家的头衔，喜欢问他处世之道，莫言的回答是“以诚待人”，万事“诚”为上。
“你的诚实有可能误伤别人，也有可能被别人误解或者自己吃亏，这都没关系，只有诚信者才能够成就大事业。”以诚为本，这是莫言70年来总结的一点经验。
获诺奖的2012年，越来越远。他还在写，将写剧本当成眼下创作的首要任务，觉得自己还具备一定的潜力。小说也不会丢下，写完这一轮剧本，再把它捡起来。
“我希望，我的小说跟戏剧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说出了自己的期待，“也许那时有了写剧本的训练，会使我的小说更具备可读性。”
莫言很少主动聊起这十二年的日子，只有在被问到的时候，才会偶尔感叹，这期间的故事简直可以写厚厚的一部书，或者三部精彩的话剧，“别人对我的看法，是我不能控制的。”
“但我心里的基本原则永远不会改变，我是一个中国人，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人民，热爱劳动、艺术，永远以诚待人。”他说，这都是自己今后写作最基本的推动力。
记者：上官云
余华身价一路暴涨，多亏它被禁又“复活”
九十年代，余华去美国，美国有位记者问他：
“你为何放弃富有的牙医生活（余华以前是牙医），从事贫穷的写作。”
哈哈，美国人根本不知道。
网上有个问题：
余华靠《活着》到底赚了多少钱？
许子东转述余华的话：“我靠《活着》活着。
其实，打《活着》蜗居娘胎时，就在给余华赚钱。
1992年，《活着》尚未定稿，被张艺谋看中要拍成电影，于是张艺谋给了余华一笔巨款，两万五。
此时，余华的稿费身价仅四百块。
他跟妻子住在北京郊区的出租房，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收到钱的当晚，余华对妻子说：我觉得咱这辈子不愁了。
后来，电影在戛纳获奖，名声也在国际上打响。
出版社倍儿有信心，一口气印刷了两万册。
谁也没料到，电影被禁了，小说连带滞销。
余华的心也跟着凉了。
书卖不出去，出版社只能变卖废纸，余华心疼啊，一个人装了好几麻袋扛回家，朋友们一人送一本，到现在也没送完。
峰回路转，不知何年。
被禁成了最好的宣传语，电影《活着》走上神坛，小说《活着》焕发新生。
2018年，《活着》累计销售2000万册，据说，仅此一年，余华的版权费就高达1550万。
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调侃，要求读《活着》的语文老师，已经进入第三代了。
余华，当真可以靠《活着》，活着。
今日回首，忆起的是小说与电影共舞的日子。
缘起·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张艺谋爱与作家合作。
此前，他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都脱胎于文学作品，也均在国内外获誉。
但也因此，张艺谋的形象跟“农民”画上了等号，被嘲：土。
为了洗掉这个标签，张艺谋准备转型拍个惊悚片，文学策划王兵推荐了《河边的错误》。
作者籍籍无名，叫余华。
谁料到，改编进行到一半，余华又拿来一本新小说。
抱着了解一下作家新作的好奇，张艺谋翻开《活着》。
一看就是一整晚。
第二天，更把《河边的错误》抛到一边，全程只跟余华聊《活着》。
原来，《活着》是个意外。
上世纪九十年代，狂风骤起，艺海翻涌，电影创作赶上了一个好时候，百舸争流。
陈凯歌《霸王别姬》夺得金棕榈后，张艺谋急红了眼，一个电话把《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叫来北京。
来干嘛？收拾余华的“烂摊子”。
此前，余华坚持要做《活着》的编剧，照着小说写了一版剧本，余华对待《活着》，如同亲娘面对亲娃，左看右看，改哪都舍不得。
芦苇接手，撸了袖子，将一切推翻重来。
《活着》上映时，张艺谋在字幕上给芦苇加了个名头——“定稿剧本”。
芦苇也对得起这名头。
剧本启动后，选角工作也提上日程。
福贵这个角色，张艺谋认定只有葛优能演，但连线之后，葛优却不演！
那时，葛优早因《顽主》一炮而红，又出演过多部电影的男主角，他感觉《活着》是个文艺片，片酬肯定给不高。
母亲知道这件事后，指着葛优骂道：张艺谋的电影，不给钱你也要演。
葛优听了亲妈的话，给张艺谋提了要求。
片酬能给70W就考虑出演，张艺谋答应得异常爽快。
后来葛优才知道被骗了，原来给他预备的片酬是300W。
自己出口谈判，少赚了三倍不止。
男演员定得艰难，女演员却得来全不费功夫，巩俐27岁，已是张艺谋五部电影的御用女主。
大咖云集。
牛犇演镇长，郭涛演春生，姜武演二喜，倪大红出演龙二，刘天池出演凤霞，又请董立范，黄宗洛，刘燕瑾来串场……
还把赵季平请来作曲。
1993年夏，拖稿一个月的芦苇，忐忑不安地赶去淄博送剧本，张艺谋看了一整晚，一字不改，《活着》正式开拍！
开机仪式上，巩俐米黄色无肩短袖配东北大花裤，给这部“苦不堪言”的电影，写了个喜庆吉祥的序章。
剧情·时代史诗 命若浮萍
芦苇改编《活着》，落脚于家。
国和天下太远，家才是个人的窝。
张艺谋拍倦了农民，就把福贵改成城里人，少爷身，纨绔命。
福贵嗜赌成性，气走了身怀有孕的妻子家珍，输光了祖上留下的老宅。
自古赌债也是债，徐老爹认了，到头来，也如愿死在了老宅。
福贵拉着平板车，走过常走的那条巷子，心里还没咂摸出什么滋味儿，转眼就只剩车上这一点家当了。
一年后，家珍生了儿子，牵着大的，抱着小的，唤醒了病榻上的老娘，喊回来街头叫卖的福贵。
家全了，故事也就开始了。
芦苇操刀《活着》，是奔着家庭片去的，用生活流的技法勾勒一个家，将五口人安置在时代的洪流之中。
他冷眼看人如蝼蚁般活着。
就像余华在书的序言中所写：人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变故是从一天晚上开始的，刀尖刺破幕布，刺啦一声，是家破的前兆。
福贵被拉去充军，枪林弹雨中，穿死人衣，被流弹打，给部队唱戏……
等到战争胜利，福贵没日没夜地往回赶，巷口看见一个收暖壶的小姑娘，叫了几声没人应，是哑了的凤霞。
芦苇回忆说，这句话写完，早已泪透纸背，编剧总是第一个哭的人。
随后，烧老宅，毙龙二，五声枪响，吓得福贵抱紧树干，尿了裤子
【五枪，五枪，把龙二毙了，把龙二毙了，毙了毙了，五枪打得死死的，肯定是活不了了，那院房要是不输给龙二，这五枪打的就是我。】
被洗烂的革命证明，装裱起来挂墙上，能换个安生日子。
有庆的死，电影拍得保守。
区长的车撞倒了学校的墙，压死了墙底下补觉的有庆。
家珍装进书包里的那十五个饺子，一个没动，全都成了祭品。
可讽刺的是，开车的区长是一起逃命的春生，这条命，福贵不知道该怎么算。
而余华的小说里，有庆是被抽血抽死的。
学校组织为县长夫人献血，有庆第一个跑到医院，躺上病床却没能下来。
福贵赶到时，那医生面无表情的问了句：你为什么只生了一个儿子。
个中意味，不忍细想。
福贵抱着有庆的尸体往家走，他瘦小的身体，不像活了十三年。
而回头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再也听不到有庆赤脚跑来的声音了。
写到这里，余华说：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
如同拿着读者的心脏在上面滚蘸。
此后，电影安排了较为乐观的结局，刷新房子，凤霞大婚。
凤霞难产而死，遵从了小说的设定，却给这个家留下了新的希望。
二喜带着外孙馒头，时常回来看望两位老人，福贵用那只皮影箱子给小鸡做窝。
【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牛以后呢，牛以后，牛以后啊，馒头就长大了】
凄风苦雨，满目疮痍，人尚在，家还有，那就好好活着。
片尾这个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给《活着》，赋予了新的含义。
影余·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芦苇钟爱皮影戏，张艺谋对皮影戏也有一种执念。
两人曾策划拍一部陕西皮影艺人的电影，名为《桃红满天飞》，但审查不给立项，最终不了了之。
到了《活着》，两人不谋而合，又选了皮影戏。
辗转找到华县光艺皮影社，张艺谋对给福贵配音的潘师父说道：要唱出怪里怪气的感觉，福贵不是个正经皮影艺人，是个浪荡公子，在赌场上高兴了，把正经艺人推到一旁，自己瞎唱一阵。
挑眉吊眼处，一身纨绔命，淫词艳曲里，半生风流债。
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往后春秋四十载，人如历史舞台上的提线木偶，自此无根无依。
葛优演得好。
既演活了一个麻木不仁的赌徒，也演活了一个苦命卑微的平民。
贫瘠无情的命运中，他怀揣着海市蜃楼般的微弱希望，踩在现实浮冰上悄然前行。
始终不忘：活着。
这个近乎割裂的人物，日后成为张艺谋创作生涯中，最为津津乐道的角色。
1994年戛纳电影节举办在即。
《活着》得了提名，一行人出发去巴黎。
据传，葛优自己走了独道儿，拒绝了主办方准备的豪华头等舱，提前半个月从国内出发，坐火车先到莫斯科，再去法国，倒车二十多次，才到达巴黎。
颁奖典礼上，葛优听不懂法语，念出最佳男演员时，现场竟无人领奖，葛优对一旁的巩俐打趣道：这奖怎么没人领啊，不领给我得了。
巩俐先反应过来，激动地跳起来，喊：就是你啊。
张艺谋因特殊原因没出席，颁奖嘉宾对着他的空座位，给《活着》搬了个评审团大奖。
此时，《活着》的命运已定，大陆封禁，不得上映。
如今，距离那个群英荟萃，一人一部致敬影史百年的1994年，已过去整整三十年。
胜景不再，徒留观众怀念。
而在当年不甚耀眼的《活着》，如铅出银，犹矿出金。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像寓言一般撕开了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口子，观之，得以片刻喘息。
2021年豆瓣数据，《活着》观看人数90万，短短三年，涨至142.3万人，评分9.3。
此间，在新浪微博搜索“活着”二字，话题讨论高达2.1亿。
各大平台的解说二创区，《活着》每年贡献百亿点击。
电影之于小说，小说之于电影，分不清谁的受众更广，断不清谁的功劳更大，只是中国人的标签里有了——
《活着》。
有人说，《活着》是张艺谋没被“阉割”之前，留存下来最酣畅淋漓的作品。
也有人说，中国人的生存现状就是一出大型的《活着》。
而我想，或许“活着”二字，本身就是原因。
人在时代洪流中，如同一滴水，一片叶，一颗种。
千帆过境之后，“活着”已不仅是劫后余生的安慰。
更是人在无依飘摇时，留给自己和他人的一个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