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到死都认为，过得不好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

2020年，黄灯《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在国内出版界乃至知识界掀起一阵“二本学生热”。

近四年过去了，这一热潮仍方兴未艾：2022年9月，黑龙江绥化学院教师艾苓出版《我教过的苦孩子》；2023年12月，鲁东大学文学院教师黄修志与2018级1班全体42名中文系本科生共同出版《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2018-2022）》。

可见，黄灯发掘出了一个真问题，否则无以解释“二本学生热”之历久弥新。

2024年2月，黄灯出版了《我的二本学生》之续篇《去家访》，将这个讨论又推进到了一个新层次。

在中国现实语境内，“家访”是中小学教师的日常工作，似乎绝缘于大学老师。也因此，黄灯的“家访”更像是一种田野调查，如她自己所说，“这种贴近大地、回到起点的走访，让我在生活细密的皱褶处，从另一个视角获得了讲台之外的更多观察”。

从2017年暑假开始的五年时间里，黄灯利用周末或者寒暑假， 跟随学生回家的路线，一路换乘高铁、长途客车、中巴车，电动车、摩托车来到腾冲、郁南、阳春、台山、怀宁、东莞、陆丰、普宁、佛山、深圳、饶平、湛江、遂溪、廉江、韶关、孝感等地，“看到了一个开阔、丰富、绵密而又纠结的世界，这个世界链接了学生背后成长的村庄、小镇、山坡和街巷，也召唤了他们的父母、祖辈、兄弟、同学和其他亲人的出场”。

作为读者，我跟着黄灯的家访脚步，看到了二本学生个体的竭尽全力，看到了二本学生及其家庭的困厄悲泣，看到了个人努力之外的时代转型困境。

一

作为一个社会议题，二本学生为何引起如此大的关注？

除了黄灯有开创性意义的写作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这个议题足够重要。

截至2020年6月，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们熟知的985和211院校只占100多席。可以说，就大学生这个群体而言，二本学生及境遇相似的非重点高校学生是“沉默的大多数”。

所谓“沉默”，是指二本学生在舆论上和就业市场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在社交媒体上，二本学生往往被认为是综合素质不高，一进校就只知道埋头准备考研。在就业市场上，二本学生往往在简历筛选这个阶段就早早落败，被一些“唯985、211论”的用人单位视为缺乏基本的入场券，当这些二本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抱怨不公时，又会遭到类似“菜是原罪”的新一轮群嘲。

二本学生热，可能还有一个意外的催化原因：迎头撞上了经济下行期。

这两年，每逢就业季，大学生就业难都是抢占热搜前列的常客。大学生就业难自然是一个普遍现象，985、211毕业生也无法自外于大趋势，往年毕业即高薪、毕业即大厂已成传说，但作为毕业生中的天然弱势群体，二本学生在就业难中无疑被波及最深。如果说在经济上行期，二本学生的痛点主要是找不到好工作，那么他们在当下面临的则是能否找到工作的终极考验。

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天选之子”，时代让二本学生这个群体不再隐入尘烟，成为无法回避的社会议题。

二

社交媒体上有一句流行语：骆驼祥子到死都认为，过得不好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

这句话有其褊狭之处，尤其是当网民将其用作批判资本时。但是，在二本学生这个议题上，这句话却具有穿透性的解释力。

《去家访》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悟是：讨论二本学生这个群体时，必须慎之又慎地采用“他们不够努力”这个断语。借用另一句有年头的网络流行语就是：“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尤其是，当二本学生普遍经历着升学难、就业难等人生困厄时，有人轻描淡写地将“他们不够努力”视作问题根源，这不仅荒腔走板，更有轻浮冷血之嫌。

二十年前，在教育领域，“他们不够努力”或许还有一部分解释力。但当“寒门再难出贵子”已经日益成为一个系统性问题时，再用个体是否努力、个体是否优秀来说事，就有刻意偷换概念之嫌了。

无论是《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还是《我教过的苦孩子》《班史》，作者们都没有回避“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系统性问题，这些书中二本学生们的群像也以寒门子弟尤其是农村子弟为主。

在这个问题上，黄灯因为有《去家访》中的田野调查体验，因此更有理由说出这句话：

我越来越意识到，在很多人眼中普通的二本大学，对任何一个农村孩子而言，都需要走过长长的路，需要历经更多看不见的偶然和必然。

《去家访》中的二本学生及其家庭，几乎集中了中国乡村社会和底层社会的一切痼疾与创伤。

我想，在这些痼疾与创伤的映照中，任何人也不忍心将责任推给个体的不努力。

比如，买卖婚姻。

张正敏的妈妈是越南新娘，“正敏年幼时，很早就留意到，平时和妈妈一起来往的面孔熟悉的越南女子，生下孩子回家探亲后，过一段时间，总会有些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害怕失去妈妈，害怕变成村里无妈孩子中的一员，整个童年，她都在担心妈妈离开小水村，这是她无法言说的心结，也是她无法想象的噩梦”。

在黄灯的鼓励下，张正敏以家人为观照对象，写过三篇作品:《我的妈妈，是两千八百元买来的越南新娘》《忘记我名字的父亲，终于与我和解了》《无所事事的乡镇年轻人》，“在她笔下，一个没有合法身份、只能躲起来四处打工的妈妈，一个封闭、古板、固执的爸爸，一个初中辍学无所事事的哥哥，构成了她生命的底色和肌理，也锚定了她艰难求学的起点”。

在张正敏身上，还有乡村社会蔓延的重男轻女问题。黄灯在家访时，曾当面问张正敏爸爸，是否去广州看望过女儿? 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时间”。直到今天，张正敏都无法确认爸爸是否爱自己，“从小到大，我不能理解他的很多举动，而他可能连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都说不清，更不知道我在哪所大学念书”。

比如农村基础教育的坠落。

魏华初中时跟随父母从东莞回到家乡兴宁，目睹就读的南亭中学，“不少学生染头发、喝酒、抽烟、打架、迟到、逃课、偷东西，甚至有女生早孕，这些孩子，父母在外打工，身边无人管教，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与校园乱象丛生相对应，学校的教学质量非常差，据魏华回忆，“它烂到什么程度呢? 老师可以不上课，很多老师不上课。我的物理课，你知道怎么上的吗? 老师一来，写完公式就走人，十分钟二十分钟就走人，剩下的时间就是放羊，学生该干嘛干嘛，根本不讲解” 。

比如生病对底层家庭的重击。

何健的父母外出打工第一年，父亲胃出血，花了七八千元，为了养病，父亲折回老家，“算起来，外出第一年，根本没有挣到钱”；几年后，何健的母亲意外骨折，没去大医院，就找了镇上一位医生看病，医生调配了一种药酒让她喝，喝到第十天，骨折还没好，却引发了坏死性胰腺炎，第二天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何健的二舅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做生意的老乡、亲戚，家里只要有余钱的，都很爽快地将钱拿出来，才帮助何健的母亲脱难。

三

还有更普遍的留守儿童问题。

《去家访》中的大部分大学生，年少时都曾被迫成为过留守儿童。很多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忆起这段时光仍然难以释怀。

但这是父母的责任么？显然不是：家乡没有就业机会，不出外打工则无以维持生计；带着孩子出外，不仅面临着无力照顾的问题，在大城市读书的学籍更是隐秘的伤痛。

从某种程度上，《去家访》中的学生们甚至是幸运的。书中隐隐预约提到，他们的很多同龄人都有着“初中辍学——外出打工”的人生轨迹。尤其对农村女孩而言，“教育机会的获得，如此重要，又如此偶然”。

在《去家访》中，这些二本学生的父母大多都是尽责的，有的父母为了孩子中途放弃了外出打工，有的父母顶住经济压力让孩子读书，正如黄灯所说，“能够将孩子送往大学的父母，就算活得再卑微，都有来自生命经验的见识和底线，都能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将对教育的理解、重视，落实在平凡的日常中”。

黄灯在书中还有一句话说得透彻且痛彻心扉：

对更多年轻人而言，哪怕进入二本院校，除了自身的竭尽全力，同样离不开家庭奋不顾身的托举。

是的，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已经很努力很努力了。正是这种努力，让他们进入了大学校园。

他们在人生际遇上的困境，更是系统性的问题。

《去家访》是一本底色悲凉的书，但黄灯也给了希望：

无论社会的缝隙怎样狭小，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并由此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很可能，如果有一个更合理的大环境，这些年轻的个体们迸发出的生机和活力将难以估量。

（作者系作家，著有《弃长安》《入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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