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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来了一个狠角色，六盘水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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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来了一个狠角色
▲ 周筱赟律师微博截图
六盘水，来了一个狠角色。
有一位叫周筱赟的律师，接了贵州六盘水讨要工程款被抓的女老板马艺珈伊的案子，担任她的辩护律师。
据周律师自己介绍，接受委托的时间是春节前，那时候这个案子并没有曝光，而本案的当事人及其律师团队已经被一网打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都还敢主动把烫手的山芋接过来捧在自己手里，我不得不为这位律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而感慨。
由于我过去对这位周律师没什么了解，十分好奇他究竟是何许人也，于是就去网上看了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周筱赟律师在微博上这样介绍自己：
周筱赟律师，原网名“落魄书生周筱赟”，原南方周末报系记者、南方都市报评论部首席编辑，后转型为专职律师，专注于经济犯罪辩护。
这几句话或许平平无奇，但是当我了解了他过去的一些事迹，我才知道，这是一个狠角色。
2011年以来，周筱赟通过网络平台，先后揭露了“中石化天价酒事件”“卢美美父女中非希望工程事件”“重庆国际小姐选美黑幕”“铁道部12306订票网站亿元合同”“中华儿慈会48亿元巨款神秘消失”“江苏宿迁外籍人士当县长”等事件。
就在2021年，周筱赟曾经被辽宁盘锦公安跨省抓走并羁押了60多天，最终又以清白之身获释，后来甚至把当地政法系统超10名干部拉下马。
以致于，后来在圈内还广泛流传着一个“周筱赟魔咒”：但凡想把周筱赟弄进去的，到最后都进去了。
这样的记者，这样的律师，这样的战绩，该怎么评价他好呢？想来想去或许这四个字比较贴切：
不畏强权。
2月27日，周筱赟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自己接了马艺珈伊的案子，并表示已经到六盘水和当事人见面，并“安全返回家中”。
对此，很多人都热切地期盼着，“周筱赟魔咒”在六盘水这潭水中掀起波澜，而我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揭露迁西马树山案的记者李微敖，报道六盘水这个事件的记者郝成，以及今天我们文中说到的律师周筱赟，他们的身上似乎都带着不畏强权、不怕被抓的光环，像极了武侠小说里除暴安良的侠客。
社会上多一些这样的侠客普罗大众倒是喜闻乐见，可按照常理来讲，一个良性的社会是不需要侠客的。
事若反常，必有妖。
当我们评价一名记者，不是看他的文字功底多么了得，视角多么独特，调查多么详实，而是看他怕不怕被抓。
当我们评价一名律师，不是看他的专业功底如何深厚，办案技巧如何出神入化，而是考量他怕不怕把自己给送进去。
当我们整个社会都认为，不怕不抓的记者就是好记者，不怕把自己给送进去的律师就是好律师。
当评判一个人工作干得好与坏的标尺，从他在所从事行业领域的专业水准，变成了他与权力斗智斗勇的道德水平。
那么，这个世道究竟怎么了？
我想，这既不是记者、律师甚至任何一个职业的问题，也不是社会大众价值观的问题，而是导向出了问题。
别看大家这几天追着六盘水骂，可六盘水这件事也不过是冰山一角的一角。那些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如果拍成一部电影，最终结局大概也是“隐入尘烟”。
就像我在昨天的文中所表达的，一件天经地义的事，甚至都够不上用法律来解决的事，现在连法律都束手无策，只能依靠权力来解决。
还能有比这更荒诞的吗？
不过这还不是最坏的局面，那个更大的权力，已经出面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目前还不好说。
坦率地说，我宁愿六盘水成为周筱赟的“滑铁卢”。官员的流氓化与企业的无赖化，两害相权，我更不愿意看到官员流氓化。
如果“周筱赟魔咒”还是像过去一样无往不胜，真的把一些人砸趴下，痛快是痛快了，最坏的局面也就出现了。
到那个时候，又该何去何从？
六盘水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文/青城桢楠
今天讲讲六盘水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对于企业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投资的安全性，信心比黄金珍贵。建立信心的过程，其实是建立长期信用的过程。
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无需多说，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56789，这几个数字，分量十足，沉甸甸的。
为民营经济立法呼声不断。
2024年两会之前，《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一次被披露，起草工作已经启动。
2月27日，据第一财经报道，《民营经济促进法》未来会主要聚焦在公平公正、账款拖欠等民营企业核心关切的议题。
这是既《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之后，规格更高、条款更完备的一次立法进程。对民营经济来说，这意味着更强大的法律保障。
贵人服务 热忱凉都
地方两会开完，各地聚焦提高营商环境，打造更加良好的企业经营氛围。
最近很出名的贵州六盘水市也不例外。
2月22日，刊载在贵州六盘水官方网站上的2024政府工作报告里写到：
2023年，六盘水市采取砸锅卖铁、盘活资源资产等方式筹措资金，实实在在偿还了一批存量债务和拖欠企业账款。
走访企业，涉企问题1069个，问题解决率96.13%。
2024年，六盘水希望做到：
“贵人服务·热忱凉都”，这八个字知易行难。畅想美好未来之前，解决遗留问题困难重重。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目前六盘水负担较重，还本付息压力较大。
当地财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债务余额约为752亿元，处在限额（约761亿元）之内，水面下规模未公开。
根据华福证券的统计，目前在六盘水偿债能力排在全省第六位，存续债券余额171亿，排在全省第三位。
丝路海洋的报告显示，2023年六盘水市非标default高地。
具体的主体如下：
我们查阅中诚信之后发现，2023年，六盘水被中止评级的债券有两支；被执行公告有5次，都是最近几年来最多的记录。
据华福证券的统计，六盘水市共有平台18家。从行政级别来看，有地市级平台 7 家、区县级平台 11 家。从主体级别来看，AA/AA-/A+分别为 12、4、2 家，六盘水市城投公司 AA 级较多，整体信用资质一般。
评级机构对六盘水的评定，对于其后续融资，影响较大。
据丝路海洋的统计，六盘水在2023年债券融资表现较差，考虑到2024年到期债务规模，相对覆盖不足。
六盘水的昨天和今天
六盘水的今天，是因为六盘水的昨天。
据南方周末报道，从2013年到2017年，李在六盘水期间，推动兴建了23个旅游项目，其中有16个项目已被贵州省列入低效闲置项目，仅债务利息一项造成了9亿余元的重大损失。
在他任期三年多里，当地新增债务达1500亿元，从2013年到2017年，债务增长率超300%。
在央视的专题片里，李号称要打造“中国西部滑雪之都”，拍板兴建了包括29个子项目在内的梅花山滑雪综合体，但六盘水的滑雪季只有一个多月，根本没条件做冰雪经济。
李说，我是学农的，我知道土壤对植物的匹配性。当一个人膨胀的时候，他可以忘记最基本的知识。
知识可以忘记，但历史不会失忆。
从六盘水政府官网获得的数据来看，从2013年到2017年，六盘水固定投资增速确实非常快，每年增速都在20%以上。
如此高的固定投资，一举拉动当地GDP，五年增长65%，人均GDP从3万，大幅提高到5万，全市贫困率也从23.3%快速下降到7.34%。
数字上确实成功。
不过，另外一组数字，描绘了经济高增长的另一面。
一个地方快速的发展，一般而言，在地方收入层面会有相应的体现。甚至不夸张的说，地方收入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发展含金量的验金石。
从六盘水官网查阅资料，我们没有看到和经济成长同步的地方收入，从2013年到2017年，六盘水的财政收入仅从123亿提高到138亿，远远低于经济增速、投资增速。
反倒是开支，从219亿，快速提高到292亿，接近40%的幅度。
2023年，根据六盘水市财政局数据，全面预算收入110亿，比2013年还低；预算开支为341亿，超过2017年近50亿。
上述结果意味着，经济成长无法带来城市供血，用一句老话，这是粗旷型的经济模式。
而收入越来越低，开支越来越高，结果必然是，缺口越拉越大，窟窿越来越难弥补。
整个六盘水地区，水城的身份非常特殊。
特殊在哪？相比于盘州等主要经济区县，水城的发展，有浓厚的李身影。
在2013年到2017年，5年累计，水城的GDP增长了62%，而同期经济体量最大的盘州，只增长了39%，两者相差巨大。
而在2018年之后，趋势发生了逆转，经济体量更大的盘州连年增速高于水城。
水城GDP变化
盘州GDP变化
从水城的财政收入上，更能够体现这一点。
2018年之后，水城的财政收入，下滑明显，作为对比，盘州2018年财政收入是51.81亿，2023年是46.31亿，基本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
和盘州开始走出阴影不同，水城仍然没有摆脱李当年造成的一些后果，且延续至今。
2021年，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发表过一篇文章：
文章提到，水城从2017年开始，在山上修建“公路自行车赛道”，还建了24栋楼组成的鞭陀小镇、世界最大的鞭陀文化博物馆等一系列景点设施。这些人造景点在开工建设一年后，陆续被叫停。已经建成的号称“世界最大鞭陀文化博物馆”，一楼成了超市，三楼成了会议室，只有二楼展示柜里，摆着一些陀螺。
这里出现了如今被广为关注的女企业主。
根据前文分析，2018年之后是关键时点，李此时已经不在六盘水了，从财政状况上，2019年开始，水城的财政收入下滑明显。
在2019年以后，水城还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比如人民网报道过的这个事件：
从报道推算时间，停工也在2019年左右。
从2021年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报道至今，女企业主仍然处于漩涡之中。
2024年开始，中国经营报成为相关事件的主要报道媒体。
2月27日，水城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进行了公开回应。
目前的争议点在于，各方对项目审计的金额，认定不同。
而审计项目金额的认定，会直接决定相关补偿的金额，通过第三方核验，是相对公平的方式。
建立信心，最好的途径是通过典型案例，显示对法律的尊重，对公平的追求。
这个女企业主的命运到底如何，牵动着大众的心。
在本文发稿之际，我们获悉，贵州省牵头在调查此事，足见重视程度。
任何时候，公平的法治都是经济的最好保障，通过执行到位的法律，都是守信的市场主体的庇护者。
最后，希望《民营经济促进法》能够早日落地，希望《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能够切实执行。
（免责声明：本文为叶檀财经据公开资料做出的客观分析，不构成投资建议，请勿以此作为投资依据。）
水城事件只是贵州地方债困境的冰山一角
（一）水城事件的背后：寅吃卯粮、债台高筑的贵州（乃至整个中西部）基层财政。近日，《中国经营报》报道，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共拖欠少数民族女企业家马艺珈伊扶贫搬迁、幼儿园、小学等10个项目约2.2亿元工程款，马艺珈伊讨要8年未果，区政府一度提出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债务，被马艺珈伊拒绝，而后政府以寻衅滋事罪逮捕。
此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后，水城区政府立即做了情况说明，指出女企业家马某某承建的10个项目中共计金额约16332.71万元，目前已支付14670.6万元，支付比例89.82%。所谓 “共欠企业约2.2亿元”，“区里要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2亿余元的债务”的报道均不属实。
至于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希望马艺珈伊的律师和政府能够拿出详细的合同和支付记录来举证，也希望司法部门或上级政府予以详细调查，给社会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
那么如何看这次水城的企业和政府的纠纷呢？很多人都把焦点放在民营企业保护上，认为该地营商环境低劣，滥用司法权力处理商业纠纷问题，这个的确是应该关注的一面。
不过笔者还是主张结合近期贵州经济发展史的更大背景去分析这一个事件，其实这更反映出来，过去一二十年贵州在取得脱贫开发巨大成就的同时，很多基层地方的短期主义操作也严重透支了未来，造成了地方财政已经根本无力化解政府巨额债务的问题。水城事件不过是贵州地方财政和经济危机的冰山一角，同样也是中西部很多省份都在面临的严峻问题，本文就谈一谈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水城的政府债务情况，根据该地财政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91.52亿元,另外还有城投公司债务这种隐性政府债务。整个六盘水市城投债与政府债务比约为1.1:1，那么意味着水城区的城投债在100亿左右。从我们能查阅到的法院判决情况，水城区城投公司的债务的确不少，截至 2023 年 11 月 ，水城经济开发区高科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一共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金融法院等共 8 家法院9次列为被执行人或失信人，涉及金额达9.56亿；水城水务共存在14项被执行信息，合计被执行金额为3.62亿元。
我们大致可以推算，一个仅有60余万人口的西部贫困县区，政府各类债务总和应该在200亿上下。而该区财政收入仅有21亿，财政支出57亿，财政自给率不足37%，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上一级政府的援助，该地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偿还巨额债务，只能任债台进一步高筑。所以，水城区政府是没有能力偿还马艺珈伊的企业的债务的，企业律师通过调取资料发现，政府平台公司在两家国有银行贷款5.8亿元，并未用于借款用途，显然可能是用来偿还其他更紧迫的债务。
水城在六盘水还不是最严重的，债务最多的是县级盘州市拥有政府债务228亿，如果加上城投债，估计在460亿左右。而整个贵州负债率比盘州还高的又比比皆是，比如独山县财政收入仅有6亿左右，政府债务余额141亿，加上城投债，至少在280亿左右；三都县政府债务102亿，全部债务估计超过200亿，年财政收入仅超过3亿，这些县都是是“资不抵债”、“入不抵息”的状态。
（2022年底贵州各市政府债务余额和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情况，多个地级市的财政收入不到债务余额的10%，也就是勉强可以支付利息）
而就整个贵州省而言，到2023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15124.69亿元，另外，全省城投公司债务余额也至少有1.5万亿（2021年为13266亿元），那么全省债务余额约3万亿。而该省GDP为2.09万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约2000亿，根本无力偿还如此规模的债务。
是故，黔省不得不举新债还旧债，2020年至2023年之间该省固定资产投资大大收缩，但是债务总额依旧却上升了4200多亿。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改观，可能显性和隐性债务余额突破5万亿，或者达到本地GDP两倍以上。
巨额地方债进而影响压缩民生基本支出，以及必要民生项目建设。比如，贵州2018年教育支出为1275亿，而2023年降至1202亿。基层政府拖欠工资和奖金现象也越来越多，与民营企业的工程款纠纷也越来越普遍。这都意味着全省人民今天在为巨额债务买单，并且这个过程是看不见尽头的。
（二）那么，贵州基层政府巨额地方债是如何积累而成的呢？1月7日，央视播出的反腐专题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中，落马的原贵州副省长，曾经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的李再勇的忏悔，让我们看到了此次水城区政府与企业家纠纷的产生的根源，以及各级基层政府债务膨胀的过程。
2013年到2017年，李再勇在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期间，不顾地方财力和自然风光资源不多等实际情况，无节制地搞旅游项目开发，以及热衷各种豪华场馆建设，任职不足四年，当地新增债务超过1000亿元，债务增长率超300%，给当地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包袱。
六盘水地处亚热带，即便是1月份平均日高温也可以达到10度左右，李再勇却有雄心将其打造成为“中国西部滑雪之都”，一意孤行拍梅花山滑雪综合体项目，举债30多亿，仅近万米的“亚洲第一索道”就花了9个多亿。六盘水是一个在贵州尚且排名靠后的城市，更不会有什么国际影响力，李再勇仍旧规划兴建了东盟十国峰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造价6.6亿元。
（李再勇建设的滑雪场，号称“填补了南方没有滑雪场的空白”）
李再勇的发展招商思路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大家每年都要谋划、招商、启动、完工一批项目”。这种建设思路，与50年代末的放卫星、亩产万斤，强迫在沙漠种水稻，并无任何区别，甚至更加恶劣，多亏现在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老百姓可以找到活路，如果放在以前一定是饿殍遍地、激发民变。
马艺珈伊承担的很多项目便是这种“无中生有、小题大做”的项目，比如造价3755万元的绿色度假酒店，造价6310万元的海坪鞭陀小镇，最为荒唐的造价是野鸡坪自行车赛道3000万元，我们不禁质疑一个落后的县城，是否需要这么豪华的自行车运动赛道。
（六盘水随处可见烂尾项目）
而贵州省大大小小的李再勇又何其多，比如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不顾该县毫无知名度、吸引力，又极为偏僻的情况，规划兴建天下第一楼、独山大学城（总投资 70亿）、贵龙国际养生中心（规划投资100亿元）。为了完成诸多世界级工程，该县成立了36家融资公司到全国各地举债，很多融资利息都在10%以上，其不顾人民死活程度，恐怕隋炀帝也自愧不如。
（独山的“天下第一楼”，处于长期烂尾状态）
这些官员在大肆举债的时候，也从来就没有想到归还的问题，以后本地财政是否有能力承受的问题。用李再勇的话说：“我欠债从来没想过还，反正一拍屁股走人，后来继任者谁来继任谁承担责任”。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基层官员，抱着竭泽而渔心态，运动竞赛式地去搞远超本地财政能力、又没有回报效益的投资（据统计，贵州GDP不足全国的2%，而PPP项目总量和金额却长期居第一，远超广东、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导致今天债台高垒的情况，也给后任者带来无尽的政府与企业纠纷。
（三）所以，本次水城的企业和政府债务纠纷，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保护民营经济的问题，更是留给我们很多沉重的经济和财政问题要思考。
第一, 固定资产投资真的是拉动经济增长灵丹妙药吗？过去十来年，一些中西部省份似乎找到了赶超东南沿海的秘诀，那就是尽可能增加固定建设投资。青海、广西、贵州、云南、湖南、河南等十多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都超过或接近GDP总额，甚至青海省破纪录达到150%以上；河南省的GDP虽然只有广东省的45%，但是其固定资产总额也远超广东。
再回看贵州，该省的固定投资总额则从2010年的3104亿猛增到2020年18780亿，11年间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约12.41万亿。如此巨量的投资，一方面终于使得贵州基础设施发生了翻天地覆变化，促进了边远地区的脱贫，但是我们看投资的效率越来越低，从2013年至2018年，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10647亿，而GDP只增长了7380亿，也就是说增加100元投资，只能创造69.3元的经济产值（全国平均为106元）。
(贵州2010年至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及GDP增长趋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投资驱动模式，只能导致大量的重复建设、浪费和腐败。随着这种模式不可维继，投资依赖严重的省份都出现了严重债务问题，河南比起贵州也是有过之而无。
这又给我们带来新的需要思考的问题：在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情况下，怎么破除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路径依赖？大额固定资产投资应该如何审批，防止重复无效建设？
第二, 我们应该如何建立健全的财政纪律，防止地方无限举债，甚至是举债成瘾呢？2015年至今，我国GDP增加了82%，而地方债增长了150%以上。去年全国地方债余额就增加了9.3万亿，首次突破40万亿大关。如果违规违法举债不能遏制，任凭地方债台无限加高，会不会拖垮起全国财政呢？
第三,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贵州这样落后省份的巨额地方债危机怎么化解？负债率高于的不止有贵州，还是有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和天津等地，这些都是经济发展乏力，财政没有什么增收潜力的地方。现在至少有15个省份的广义负债率处于财政部规定的300%红线以上，处于100%绿线以下的仅仅有一个省份。在以前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尚可随着财政收入增加和政府资产增值对冲债务，现在进入经济紧缩时代，既不能开源，资产又在贬值，中央的援助空间也越来越有限，地方政府怎么才能应对呢？
（上图：政府广义负债率超过红色预警的省份。下图：政府债务最严重的十个省份的债务余额，以及财政收入情况）
以上都是很迫切的现实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可能会有越来越多企业被拖垮，越来越多的人被欠薪。
十部民营经济促进法，比不上一个公正的调查和裁决
改革开放后，我国制订了很多促进社会公平的法律，比如《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乃至经济上也为弱者立法，比如《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小企业促进法》、《乡村振兴促进法》，当然也包括最近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等部门正在酝酿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律。此外，党中央、国务院还会制订很多政策文件，及时解决现实问题。
总体看，我们的这些法律政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适用领域的权益平等和保护，促进了社会的秩序和繁荣，但是被空转的现象也经常见。毕竟很多时候，法律政策拧不过官僚体系的现实利益和陈旧观念，所谓“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政策；你跟他讲政策，他跟你讲苦情；你跟他讲苦情，他跟你讲暴力”，基层落实人员总有办法去消解、抵制法律政策。
所以，人们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也养成一种“条件反射”：不仅要信仰法律，更要看地方政府的实际作为。相较于法律的级别和条文措辞，大家更在乎能不能回应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
对于这次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社会上是既有欢呼，也有疑虑。所欢呼的是，中央把保护民营经济，上升到立法高度，体现了对民营经济的极大重视；所疑虑的是，民营经济促进法是否能够真的解决当下，民营企业界所焦虑的能否杜绝滥用司法处理商业纠纷，能否尊重民营企业的财产权，能否实现国企和民企的真正平等，能否真正对违法主体进行惩罚。归根到底就是：能否限制公权，尊重法治，尊重个人权利，官民平等，其实这也是全社会所焦虑、所期盼的东西。
但是很不幸，这次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有关部门处置企业家马艺珈伊债务问题的一系列操作，处处踩到了大家的焦虑痛点。
第一, 是否涉及滥用司法？马艺珈伊与水城开发区管委会和国企平台的纠纷本身是商业纠纷，2021年央广网“中国之声”就曾经报道过，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都曾经明确认可欠款数额，以及表示要抓紧解决。但是最后水城公安部门不仅仅以“寻衅滋事罪”（常见的“口袋罪”）抓捕了女企业家马艺珈伊，更将代理律师、律师助理多人也一并抓捕，这就突破大家的认知底线了。
《律师法》第36条和第37条明确规定，“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依法受到保障”，“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我们最高司法机关审判犯罪的高层领导人时，尚且允许聘请律师，并且尊重律师的各项权益，水城区有关部门不但要抓企业家，还要抓代理律师，从而制造无人敢讨债，也无人敢帮着讨债的恐怖气氛，这就非常过分了。我们也不禁产生疑问：这样的司法体系能受尊重吗？能指望它去保护人民吗？
这当然不排除马艺珈伊讨债过程中，由于债务数额过大，欠债周期太长，自己多次被追债的供应商殴打，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由此产生严重焦虑和绝望，故而采取了很多过激措施，来给政府施压，其中如果真的有违法行为，也应该被制裁（当然也应该考虑这种行为发生的原因和环境）。
但是政府和国企有关人员，在这长达4年时间里，拒绝还款的种种渎职、腐败、挪用资金等行为，也应该被追责，严惩不贷。比如，本身就是学法律出身的马艺珈伊在最后公开信中所质疑的：“一个法院2个公章为何无人过问？执行法官为何私自解冻冻结款？院长指示不违法吗？（指2023年3月21日，在律师要求下，水城区法院冻结被执行人1500万元，但4月11日，法院却根据院长指示突然无理由解除冻结——笔者注）森林公司账务为何不敢审计？骗贷数亿去哪了？为何森林公司成老赖空壳？”。只对官民的违法行同样量刑处罚，才能体现司法的严肃性和平等性。
第二, 漠视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债权也是财产权的一部分，是一种动态财产权。我们根据水城区工信局给六盘水市政府减负办的情况汇报，以及2021年9月4日央广网“中国之声”的报道可以发现，此前政府明确承认，涉及马艺珈伊所控制的三家企业的合同款共计30228.57万，有零有整，“反映拖欠事项属实，账款金额属实”。
此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后，水城区政府却改口称“马某某承建的10个项目共计金额约16332.71万元”，一下子将债款砍了近一半。甚至此前还提出以1200万现金，化解所有2亿多未付工程款的需求。
这反映了当地政府对契约和公民、企业合法权益视之如儿戏，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正应了六盘水落马书记李再勇的那句话：“我欠债从来没想过还”。遵守契约是和平与繁荣的基础，这样藐视一切契约的政府怎么能取信于民，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发展好呢？
并且这个事如果没有引发全国舆论的话，水城区法院根据“上面指示”完成对马艺珈伊的定罪，把她送进牢里，是否会进一步剥夺她所拥有的其他资产呢？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见过，很多地方都是让“犯罪”的企业家承担无限责任，不仅要判刑，还要没收所有企业、个人财产。
第三, 国企与民企的不平等。虽然此案直接表象是政府、国企与民企的纠纷，但是我们仍旧可以看出里面蕴含的国企和民企的不平等。首先，马某某所承包的工程，绝大多数是从国企手中转包来的，这反映出国企和民企在重大项目招标上的巨大不平等，国企可以轻易中标，然而转包给民企，赚取中间差价就可以，用北京大学国发院姚洋教授的话说，很多国企其实是“二道贩子”，民企则既辛苦又要承担其中的风险。并且在一般情况下，民企能获得转包机会已经是一种荣耀和特权，该谢天谢地了。
其次，我们根据企业家律师所出具的资料可以看出，拖欠马艺珈伊巨额合同款的水城区玉舍森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虽然在2022年多次被列为被执行人、失信企业，依然获得了国有银行的5.8亿贷款。而马艺珈伊的民营企业，在最危难的时候，怎么就不能获得贷款，以解燃眉之急呢？就没有政府部门去帮帮民企呢？
了解了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所谓水城区政府与女企业家的实质纠纷是，民企承包了国企的工程，国企有钱不还（获得了远远多于工程款的银行贷款），反倒是政府最后为国企兜底、摆平讨债的民营企业。这个过程彻底体现了一些地方执政者大脑中，从来不认为国企民企是平等主体，也不认为国企是独立市场主体的“家天下”思维。
而根据国务院2019年底的一次不完全调查，当时各级政府和国企拖欠民企款项就达8900亿，很多都是欠了两三年以上，久拖不决，如厉以宁先生所讲的“国企欠民企的钱是商业纠纷，民企欠国企的钱就是侵吞国有资产”，民企能奈何呢？随着最近两三年基层财政恶化，这个数字可能又有大幅增加。可以说，现在民企的生存越来越依附国企，越来越受制于国企和政府，如果民企的平等权益都无法享受，又谈何稳健发展呢？
年初，河北省唐山迁安县发生了一起公检法部门集体渎职，沦为县委书记李贵富的打手，乱抓乱捕腐败举报者的事件。最高检及时纠正了这个错误，捍卫了公平正义，赢得社会广泛赞誉。昨日贵州官方通告，将成立由省人民检察院牵头的调查组，对社会关注的水城区企业家案件进行全面审查。我们期待，贵州省检察机关也能够做出一个客观实事求是、遵守法治原则的结论，完整呈现事情冲突的过程以及各自的责任，并做符合法律的处理。
现在正值民营经济立法，以及重塑民营企业信心的关键时刻，贵州是否能妥善回应社会的以上三点疑问焦虑，处理好这次舆情危机，不仅事关贵州的营商形象，也事关未来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和实施，切莫因为一个具体案件，而影响了整个法律的公信力。
贵州女企业家讨债疑案：政府的履约责任与寻衅滋事罪的慎用
作者｜赵宏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近日，一则女企业家马某，因向贵州六盘水政府讨要2亿元工程款反被以“寻衅滋事”批捕的消息在网络迅速发酵，并引发公众和法律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曲折案情与针对通报的法律质疑
在最初《中国经营报》的报道中，案件事实被描述为，涉案的女企业家马某承建贵州六盘水一地扶贫搬迁项目，但在承揽的8个项目完成后，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却拖欠企业2.2亿元工程款项未予支付，女企业家讨债多年未果。
报道称，在此过程中，该企业家还曾因“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为由被刑事拘留，后又被警方以“侦查失误”解除嫌疑。为追回债务，该企业家要求对与水城区政府存在关联的森林公司的财产予以冻结，但法院在作出冻结裁定后又无理由解除冻结。
女企业家及其律师遂通过微博、抖音等自媒体发布信息，批评水城区政府与水城区法院非法解除冻结，并尝试以此种方式追讨欠款，最终被水城区公安分局以寻衅滋事为由刑事拘留。报道所列的犯罪事实，即“发布微博、抖音和转发，以及邮寄针对水城区政府某领导的举报信”。
又据该企业家的描述，在被刑事拘留前，水城区政府曾委托法律顾问与其交涉，希望以1500万化解2亿余元的债务。在企业家拒绝政府提议却因此涉罪后，这个案件也被媒体描述为典型的“以刑化债”。
所谓“以刑化债”的报道，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严重影响。面对铺天盖地的舆论和质疑，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在2月27日凌晨发布通告回应，女企业家承建的政府项目金额仅为16332.71万元，政府已支付14670.6万元，支付比例为89.82%，通报因此认为，“水城区政府欠债2.2亿元”以及“要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2亿元债务“的报道并不属实。
此外，女企业家的犯罪事实，在通报中被列举为，“为讨要有争议的工程款雇佣他人采取安装GPS定位器跟踪他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以及在网上恶意炒作，在公共场所张贴不实大字报和抛散传单”，据此，女企业家被刑事拘留的原因又因同时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寻衅滋事罪。
这份通报发出后即受到一些法律界人士的质疑，质疑点又主要积聚于以下几点：
其一，双方对政府拖欠的工程款项以及实际支付的款项认定数额争议过大，而水城区的官方通报中却并未对此提供证明。
最初曝光此案的《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后续报道中，明确列举女企业家所主张的2.2亿工程欠款的证据包括：法院的生效判决和执行裁定确定的债务总额为6954.63万元，企业统计的欠款为15247.66万元。
而从该企业家向《中国经营报》提供的多份与政府关联公司的文件中又可测算出，对于已审计的项目，政府款项的支付率均未达到通报所称的89.82%，已支付的项目中支付率最高的也仅有66%。
其二，水城区政府在通报中称，女企业家承办的10个项目中，经法院判决或审计的项目为8个，而未审计的2个项目，水城区政府也已根据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资料金额支付其3131.7万元。
但对此就有律师指出，以政府审计结果作为合同支付依据，已为国家法律所明令禁止。
在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出具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关于对地方性法规中以审计结果作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结算依据有关规定提出的审查建议的复函》中规定，“地方性法规中直接以审计结果作为竣工结算依据和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或者在合同约定以审计结果作为竣工结算依据的规定，限制了民事权利，超越了地方立法的权限，应当予以纠正”。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中同样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大型企业不得强制要求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但合同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据此，本案中政府在结算工程款项时是否要以审计结果作为依据，还要看双方在合同中是否有相关约定，同时为避免政府强制当事人接受这一附加条件，政府还需证明，即使当事人同意在合同中规定以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当事人并非受到强制，合同约定也并不违背其真实的意思表示。
其三，通报中称女企业家涉罪的原因，在于通过雇佣他人安装GPS定位系统跟踪他人，以及张贴大字报和抛散传单。
不过，刑法上的侵犯个人信息罪有一定的要件要求，仅凭通报提供的信息尚难判断女企业家的行为是否构成此罪。
此外，本案最受诟病之处还在于，“寻衅滋事罪”这一口袋罪在公众视野的再次出现。女企业家在公共场合张贴的大字报，是否只因为与官方通报的款项不符，就可被认定为宣扬“不实信息”？如果其只是通过在个人微博和抖音发布消息、表达诉求，是否就应被定为“寻衅滋事”？这些细节都引发法律人的质疑。
其四，据《中国经营报》所称，女企业家是在贵州省高级法院听证会召开当天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该听证会处理的是马某与政府关联企业之间的民事纠纷，听证会的召开也直接关涉双方所争议的拖欠工程款项和已支付的款项的明晰和确定，在如此重要的民事争议听证会召开时，当地公安机关即对当事人采取刑事拘留，是否会影响民事争议的确定，政府又是否存在“以刑威慑”的动机，同样引发公众讨论。
其五，再据《中国经营报》，女企业家之所以多年讨债未果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关联企业森林公司存在骗取贷款的行为，而其律师调取的证据也表明，该公司曾将5.8亿元的贷款转入其他关联公司，由此使该公司成为一个空壳公司。
案件中，在水城区法院将森林公司的财产予以冻结后，该法院突然无理由解除了财产冻结。法院工作人员称是受到区领导的相关指示。但针对如此关键性的问题，官方通报只字未予回应，《中国经营报》所报道的事实是否属实，也因此仍旧被悬置。
针对官方通报发出后仍旧未平息的舆情，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又于2月28日发布通报称，“已成立由省检察院牵头的调查组，对该案进行全面审查，严格依法办理，维护司法公正”，有关调查情况也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贵州省长在2月27日召开的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暨营商环境建设大会上同样强调，要“严格兑现政府承诺，全面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切实降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升民营企业获得感。
至此，此案在媒体的助推和公众的关注下已正式进入调查阶段，上文所列的尚未澄清的事实，也有待该省检察院介入后获得彻底明晰。
地方财政问题背后的法律辨析
该案爆出后，有多家新闻媒体对六盘水市尤其是水城区的地方财政进行调查盘点，发现六盘水市在过去一二十年的脱贫发展中，因进行诸多项目开发已背负巨额债务。因巨额债务远超过该县的财政支付能力，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上级政府的支援，不要说是水城区，即使是六盘水市也无法偿还，这其中应该也包含其拖欠女企业家马某的2亿余元工程款项。该企业家怀疑政府关联公司在获得贷款后转入其他关联公司。
除大搞基建大幅举债所造成的地方财政问题外，从迄今曝出的基本信息来看，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同样不少。但因为案件的基本事实很多并未澄清，在此只能根据已被媒体和官方通报所确认的事实进行简要分析。
首先，政府的履约义务。
本案中女企业家马某因承建贵州六盘水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而与水城区政府及其关联公司缔约，此类合同从法律属性上属于典型的行政协议。
在行政协议中，政府可享有有限的优先权，例如为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需要单方面变更或是解除合同，但作为合同的一方主体，政府依旧如同其他合同当事人一样，首先负有积极履约和诚信履约的义务，这里当然包含在私人完成合同约定的承建义务后，如约向其支付工程款额。
作为周期长、金额高的政府工程项目，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此前主导缔约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已经更换，后任者还是否要继续履约？其是否可以前任政府与私人缔结的行政协议无效为由，主张豁免履约义务？这个问题在实践中相当普遍，甚至一度被列入私人在与政府缔结合作协议时可能遭遇的主要风险。
本案中马某所承揽的部分项目合同，正是在原贵州省省长、六盘水市市委书记李再勇在任期间所缔结，后者则因贪污腐败而在不久前落马，本案得以被媒体曝出或许也与这个背景存在关联。但从法理而言，只要该协议并未被法院确认为无效，即使政府领导人更换，政府依旧负有严格履约的义务，而绝不能以前任地方领导已因贪污受贿被抓而豁免履约责任。
反过来，如果后任政府认为由前任领导主导的行政协议无效，也必须诉请法院予以确认而不能自行不予履约。《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所列明的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事由，包括行政行为的无效叠加民事合同的无效。在此，行政机关缔结协议时严重超越职权、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都可成为确认协议无效的事由。
但是，为了保护没有过错的私人主体，司法解释也规定，即使因被告的原因导致行政协议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法院也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予以赔偿。
据此，本案的核心在于地方政府因过度举债所导致财政崩塌，但面对私人的损失，地方政府即便要依赖上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支援也依旧需要偿付。
此处引出的另一问题是，既然地方政府无法豁免因前任无节制开发所导致的还债义务，又如何避免如前六盘水市市委书记所说的，“我欠债时从来没想过还，反正一拍屁股走人，后来继任者谁来继任谁承担责任”。
学者从经济学上给出的方案是健全财政纪律，防止地方无限举债。从法律角度而言，这同样意味着，地方政府在与私人缔结基建项目合同时，必须要严格其审批程序，要从源头上遏制地方政府罔顾地方的财政支付能力，罔顾项目的可行性、必要性和预期收益就随意突破行政权限，而仅在投资驱动下就随意与私人缔结协议。
正如本案所呈现的，如果没有在政府缔约时就进行严格审查，即便在缔约后和合同履行中再对政府超越权限等问题予以纠正，其结果也只能造成地方政府无力偿付项目款额时，政府和私人间的“互相伤害”。
其次，本案涉及的刑事问题。
水城区官方通报中认为，马某涉罪的事由包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和寻衅滋事。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修改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此罪也正式进入刑法领域。在《刑法修正案（九）》颁布时，《个人信息保护法》尚未颁布，所以该罪所保护的法益还未特别明晰；但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指向的，就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
又因为个人信息的范围太过普遍宽泛，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侵犯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又将个人信息区分为超敏信息、敏感信息和一般信息，并分别以50条、500条和5000条作为入罪标准，属于超敏信息的尤其包括个人的行踪轨迹、通信内容、财产信息等。
由此而言，如果马某真的如官方通报所说的，为讨债而在他人车上安装GPS以收集他人的行踪轨迹甚至是通话记录，从数额上只要50条就可入罪。
尽管50条到底如何核算，如何对行踪轨迹所涉及的时空进行截断，在法律上都存在争论；但以非法手段收集他人的行踪轨迹很容易入罪，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再次提示，即使为讨还自己的合法债权，但若采取此类违法手段，很容易就会将自己送入牢狱。
本案中最引发公众关注的，还有寻衅滋事罪。
作为刑法中最受争议的罪名之一，此罪的滥用屡被法学界人士批评，彻底废弃的意见也一直不绝于耳。实践中，在网络散播信息以及在公共场所展示标语等，都容易成为“寻衅滋事”的事由。水城区官方通报认为，马某发布微博、抖音，以及张贴大字报和散播传单，涉嫌寻衅滋事罪，所倚赖的也是这种惯常的判断路径。
但是，如果不区分当事人是否在主张合法诉求，是否在行使其对政府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就一律将此类行为以“寻衅滋事”予以打击和堵截，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是恶劣的。
本案在最初曝光后之所以被公众大量转发，重要的一点也正因为“寻衅滋事罪”的再度出现。所以，不论水城区政府是否曾私下与马某商议以1500万化解2亿余元的债务，随意给合同当事人套上“寻衅滋事”的帽子就容易给公众留下“以刑化债”的印象，这对于政府形象和公信力而言，无疑是极大的打击。所以，本案后续由省检察院介入调查时，也应慎用此罪名。
总之，六盘水案所引发的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都不少，其不仅揭开了地方财政债台高筑的窘境，也再次提示滥用寻衅滋事罪可能导致的恶劣社会影响。这些问题盘根错节互相交织，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地方政府因大肆举债、官员滥权以及无法谨守诚信义务而落入的经济和法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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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