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说》

韩国人不生孩子了。

据韩国政府官方数据统计，韩国2022年的生育率只有0.78，刷新自身2021年的纪录0.81，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虽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包括东亚的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社会的少子化与老龄化，但韩国的情况尤其严峻。据CNN报道，从2020年开始，韩国的死亡人口就超过了出生人口，而韩国政府在过去16年间投入了2000亿美元资助新生儿家庭，改善生育条件，试图提高年轻人的生育率，效果始终微弱。

看起来，在冰美式和生小孩之间，韩国人选冰美式。如果钱不能解决生育问题，那么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1.

韩国人，人均厌童？

关于韩国人不生孩子这件事，韩国综艺《我独自生活》上演了非常有趣的一幕。节目中，一位演员嘉宾展示了自己去幼儿园接两岁小侄女的日常，演播室里的其中一位主持人脱口而出：“还以为2018年开始就没有小孩出生了”。

韩国综艺《我独自生活》

主持人的打趣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韩国的生育率从2015年开始持续下跌，并在5年的时间内被其死亡人口超越。韩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只有11.8%的韩国人小于等于14岁，同时有16.8%的韩国人大于65岁，而这个趋势只会随着生育率的降低越发严重。

数据呈现的事实是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跌，孩子们也很少出现在除学校、游乐园以外的其他社会场所里。不止一家媒体报道，韩国有很多咖啡厅、饭店，甚至是图书馆都禁止儿童入内。

在《韩国先驱报》的采访中，一家位于首尔梨泰院的人气咖啡厅的主理人表示，不接受儿童是因为曾经发生过不好的先例。一些成年客人无法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导致咖啡厅原本的氛围被干扰，于是为了店铺整体的运营，最终做出“禁止儿童”的营业决定。

因为孩童往往喜欢乱跑、尖叫，行为难以被控制，诸多想做年轻人生意的饮食店铺都纷纷选择不让孩童入内，而由于孩童数量本来就少，禁止他们并不会对营业额造成太大影响。

《韩国先驱报》还报道了两则纠纷案例，在韩国的釜山和大邱，都有饭店服务员因为和乱跑的小孩相撞而导致小孩烫伤，虽然小孩也被裁定有错，但饭店方仍然需要承担大额赔偿。这类纠纷也成为一些饭店禁止儿童入内的依据。

当然，确实有各种案例证明小孩对店铺运营的潜在影响，但真正促使“无孩区”（no-kids zone）广泛出现的，仍是韩国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对公共区域育儿的不接纳。《韩国先驱报》列举了一组本地调查数据，在1000人的样本中，有六成多人认为设立“无孩区”没有问题，而在已婚已育的夫妇中，也有超过一半人持相同意见。

大部分设立“无孩区”的商铺禁止的是12岁以下的儿童，也就是说，至少要上完小学，完成初步社会化的青少年才有资格与成年人共处，因为到这个年龄他们大概能遵守规则了。而那些还没完成初步社会化的小孩，则被期待在家庭，一种私人场域，或者在学校，一种特定场域，接受社会化的规训。

《非常主播》

不难理解，普通韩国人对“无孩区”的支持，是应对“熊孩子”的措施，因为有的孩子实在太令人头疼，所以作为消费者不想被打扰。多年持续下跌的生育率，也从侧面说明韩国人普遍对育儿的兴趣并不高。当越来越多人延迟或不生小孩，那么社会对小孩的接纳度自然会相对地下降，他们的需求也会被社会放置在更末端的位置。

这听起来是青年人在集体守护自己的阵地，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不被打扰的权利”似乎还有一种不容辩驳的正当性。但有韩国社会学学者指出“禁止儿童”背后更深层的性别不平等隐患，即在女性依然是育儿主要承担方的性别分工下，禁止儿童出入亦是禁止母亲出入。

一位青年议员Yong Hye-in持相同主张。作为一名幼儿的母亲，她不仅经历了生产和育儿的种种困难，还经历了带孩子外出被商铺拒绝的窘境。“无孩区”无疑加剧了年轻母亲被社会隔离的抛弃感。

究竟是厌童风气影响了生育率，还是低生育率催生了厌童风气，我们难以盖棺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两者互相作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成人的生育意愿因各种原因大幅降低，希望将社会资源和空间集中在自己身上，能包容孩童（及其母亲）的地方会随之变少，这间接增加了育儿难度，进一步抑制生育意愿。

虽然韩国政府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金补助产假、育儿假，但恐怕离打造一个家庭友好、育儿友好的社会环境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而低生育率所暗含的年轻人对生育的抵触，显然还未被触及到。

2.

“你会为男人花钱吗？”

韩国人抵触生育，更准确地说，是韩国女人抵触生育。

于去年上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曾公开反对女权主义，他认为女权主义阻碍了男女发展健康的关系，否认女性背负的制度性不公。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越来越多韩国女性意识到制度性不公，有意或无意地加入女权主义的队列，并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实践自己的理念。

近日，因综艺《蹦蹦地球游戏厅》而走红的偶像歌手Mimi去参加一档网综时，说了一段引起热议的话。

因为事业上升挣到了一些钱，主持人问她以后是否有为男人花钱的意向，Mimi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他（未来对象）想要什么得自己挣啊。”实诚的回复引起哄堂大笑。主持人继续问到，假如到了纪念日，对方想买情侣饰品呢？Mimi接着说：“就是因为这些（纪念日）我才不想谈恋爱。”

在传统的社会期待中，女性总是被塞入求爱的角色，她们往往是需要男方呵护和送礼的一方。但Mimi的话完全打破了这种角色分配，女性观众对这番话的共鸣也说明当代女性已经从求爱的期待中走了出来。

韩国网综《No Back卓在勋》；来自b站用户@Kookienim

Mimi的想法某种程度上是韩国“4B”思潮的一个缩影。4B，指四个“不”（“4B”里的“B”在韩语中是“非”的缩写）——不婚（主要是异性恋婚姻）、不生育、不恋爱、不发生性关系（主要是和男性）。“4B”思潮（或运动）主要流行于韩国女权主义者之间，虽然未必所有女性都会以“4B”自称，但确实有不少普通女性实践着四个“不”中的其中一个或几个。

她们与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一起，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态度：我们不想和男人生活。最起码，不想在男人的标准下生活。

出版于2016年的现实主义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代表了很多韩国普通女性的境遇。她们如小说中的女主角金智英一样，从小看着家里的女性长辈被男性长辈压迫，甚至伤害。因此，就算不一定接受过女权主义思想的启蒙，许多年轻女性早早就感受到父权制下女性所受的束缚，于是长大后，她们选择退出。

退出的方式是多样的。有人选择少化妆或不化妆，穿衣以舒适为目的。剪短发也成了摒弃父权审美的一个象征。而更彻底一点的女性，则选择退出异性婚恋。

一位接受美国新锐媒体The Cut采访的年轻女性表示，不与男性结婚可以杜绝很多风险，包括牺牲事业、家暴。“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背后，是韩国女性对社会体系的绝望——既然法律无法保护她们，那么只好从根源上远离男人。

2018年，一名25岁的女性因偷拍自己的裸模男同事，并把照片上传网络而被判入狱。该判决在当时引起了众多女性的不满，她们质疑韩国警方性别歧视，因为更泛滥的男偷拍犯极少能被抓捕入狱，甚至只需交点罚金就能释放。而在更早的2016年，一名男性在首尔的公共卫生间杀害了一名女性，给出的理由是对方无视自己。

《下一个素熙》

作为一个文娱强国，韩国呈现给世界的面貌一直是光鲜亮丽的。它有成熟的偶像体系，附带着发达的美妆、时尚和医美行业。但光鲜的背后，是更沉重的容貌和身材焦虑。

此外，性别暴力的泛滥，包括性骚扰、偷拍、家暴，乃至谋杀，都迫使这个国家的女性与男性保持距离，甚至是断绝交往。“4B”思潮便是其中一种较为决绝的回应，实践它的女性不相信男性可以被改变，因此拒绝付出阐释性劳动，同时将男性划出自己的生活。你无法期待一个被推到悬崖的人，和推她的人说理。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于六月最新出炉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3》印证了韩国女性的体感——在146个国家中，韩国排名第105位，属于性别差距很大的国家之一。

韩国排名第105位，下降6位

在性别平等的议题上，很多韩国男性难以共情女性的处境，两性之间的观念水位存在不小的落差。最简单的一个例子，韩国男性不想结婚的理由有经济状况和女权主义，而韩国女性不想结婚的理由有家务分担、事业前途、家暴。显然，两性担忧的事情不在一个维度上。

性别意识的觉醒让女性意识到她们是结构性不公的承受者，揭露了压迫如何施加在自己身上。普通男性对女性处境的不理解和无视，扼杀了她们沟通的意愿。在无法改变结构的前提下，不结婚和不生孩子，是她们逃难的方式。

了解了“4B”思潮及背后的社会情绪后，就不难理解为何韩国政府持续投入资金提高生育福利，依然无法挽救韩国的生育率。因为女性作为人应得的安全感和尊重，并没有得到保障。

法国女权主义作家波利娜·阿尔芒热在《我，厌男》一书中，精辟地总结了处于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的想法：

“女人们会去做心理咨询，会看书学习如何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如何做到宁静祥和、性生活和谐美满。我们分享精神世界，积极对话交流。我们定期运动、节食瘦身。我们整造型、做美容。我们不断进修，适时调整工作。我们八面玲珑，游刃有余。女人，在夜以继日地追求完美。”

对此，韩国女人倦了，所以她们不干了。

3.

先活着，别的以后再说

大部分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中，过劳的工作文化以及大城市的高房价，都是阻碍年轻人结婚生子的重要原因。韩国也不例外。年轻人毕业后倾向去资源集中的首尔工作生活，而高强度的工作文化使他们鲜有余力组建家庭。对女性而言，虽然休产假和育儿假是法定权利，但长期离开岗位而带来的职场脱节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此外，很多年轻人把自我价值的实现放在工作上，而非家庭和育儿，“无孩区”的流行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佐证这种趋势。虽然各有各的不婚理由，但一致的是，家庭和孩子都是次要的，年轻人只想打拼事业，愉悦自己，专注于眼下的一亩三分地。这些都是例外于法规的隐形阻碍。

年轻人的自保心态或多或少来自持续恶化的阶级固化问题。从近几年爆火的韩国影视作品就能看出，难以实现的阶级跃升，是笼罩着韩国社会的阴霾——横扫奥斯卡的《寄生虫》和Netflix爆款《鱿鱼游戏》均建立在贫富差距的议题上。如果经常看韩剧还会发现，财阀作为反派出现的频率颇高，其代表的财富和权力时常是批判对象。

影视虽然是虚构，但能折射出真实的社会底色。据《韩国先驱报》报道，2018年韩国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自杀。从学业到就业到生存，不同阶段的社会压力轮番碾压在青年的身上，他们看不见未来生活变好的可能性，孕育新生命更是天方夜谭。理想的社会主旋律是“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但现实的主旋律是“先活着，别的再想办法”。

《下一个素熙》

低生育率固然受多方因素影响，但性别不平等是绕不开的大山。当尹锡悦用公开的反女权立场吸引韩国男性以赢得竞选，成为新一届韩国总统，并宣称要关闭政府的性别平等部门后，两性的撕裂和对立已然成为这个国家难以回避的巨大矛盾。

在众多与韩国生育率相关的数据中，非婚生育率值得格外留意。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2020年韩国的非婚生育率只有2.5%，是经合组织中最低的一个国家。一位接受NPR采访的经济学者评论，“（韩国政府）不仅成功地阻拦了非婚生育，还成功地阻碍了人们结婚。”

所谓非婚生育，即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的生育。在传统的父权文化中，男女先结婚，后生子，是最被推崇的顺序。但在女性的性别意识更为觉醒的今天，显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希望与男性结婚，而婚姻和生育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更多是一种文化脚本。

允许并鼓励非婚生育、单身生育，或许是提高生育率的一种方式，但从国家层面去推进并不容易，需要考虑的层面包括医疗水平、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文化。比如单身生育牵涉到女性冻卵、体外受孕等医疗手段，这就要求更高的生殖医疗水平。此外，相关法规也需要更新。

《82年生的金智英》

而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或许是改变进程缓慢的源头。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曾点出非婚/单身生育不被鼓励的原因：“对‘母亲’的最大侮辱是‘娼妇’、‘未婚母亲’，也就是在男人社会即父权制社会中没有登记注册的女人......父权制亦即决定女人和孩子的归属的规则。属于一个男人即在男人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女人和孩子，被社会分配一个指定席位；不是那种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则不能在这个社会中得到登记。”

上野千鹤子的批判对象自然是当年的日本政府，但对于其他尝试改善生育率，却不愿发展单身生育的国家而言，同样适用。她一针见血地总结道，“比起孩子的出生，还是保护父权制更重要”。

基于父权制的家庭模式仍是社会主流，而止步不前的生育率，正是重新构想和探索新家庭模式的提醒。一部分韩国女性已经在想象和实践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了，她们与同性生活，尽量只在女性开的店铺里消费，由此形成女性互助的链条。尽管人数不多，但至少表达了她们退出父权制的态度，是一种夺回自主权的呼号。

阻止人们结婚生育的不是结婚生育本身，而是结婚生育带来的后果——是无法负担的房价、学费，是被侵蚀的个人生活，是沦为附庸的恐惧。当然，还有个体对未来整体的预判。如果对制度的优化没有伴随社会观念的改变，宏观的社会前景不见起色，那么再多的投入也是杯水车薪。

毕竟，一代人总得觉得自己活得不错，才愿意有下一代吧。

看理想

韩国投入2万亿刺激生育失败，这个教训对中国有什么启发？

作者 | 韩大海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令韩国社会震惊的“幽灵婴儿”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通过调查发现2015年至2022年间共有2236名未申报出生的儿童。在这些儿童中，34名婴儿已经不幸死亡，800名儿童的下落仍然未知，受害者的总数还有可能会继续增加。

另外，警方的调查也揭露了多起令人震惊的事件：一名出生仅6天的女婴，因放任不管致其死亡后，尸体被装入垃圾袋后扔到了垃圾箱；另有一名20多岁的年轻女性，在医院生下儿子一个月后将其杀害，并埋在了附近的野山上。通过此次调查，警方还意外发现了以不足200万韩元（约人民币11000元）的价格、向未婚妈妈购买新生儿并卖给不孕不育夫妻的中介。

早在十几年前，韩国就已成世界上最严重的低出生率国家，最近甚至有人悲观地预测韩国会成为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消失的国家。

照此下去，50年后韩国将成为世界上最老的国家，人口也很有可能会减少到3700万人。那么，面临着如此严重的人口问题的韩国，为什么没有保护好刚出生的孩子呢？

韩国政府曾出台哪些生育政策？

此次事件，对韩国社会起到了“煤矿里的金丝雀”（canary in a coal mine）的作用。虽然韩国的低出生率问题已达到非常严重的水平，但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制定的政策，却向外界赤裸裸地暴露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面临生育率持续下降，韩国政府从2006年开始以5年为周期推进“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基本计划”，并为此投资380.2万亿韩元（2万多亿人民币），韩国的生育率在2022年跌至0.81，远低于2006年的1.13。

在各阶段，韩国政府推行的代表性政策如下：

2006年执行的第一阶段计划中，政府努力推行了扩大对婴幼儿保育与教育费用支援、增加下课后代替父母照顾孩子的机构、强化育儿相关机制、促进企业内部育儿假的政策。

2010年推行的第二阶段计划中，政府为了减轻上班父母的负担，推行了带薪育儿假制度，引进劳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随时向公司要求缩短工作时间的请求权，努力宣传在家办公等多种形态的工作文化。另外，政府还放宽了新婚夫妇购买住宅时的贷款条件，增加了对不孕夫妇的支援。

2015年推行的第三阶段计划中，政府推行了对新婚夫妇购买或租赁住宅的支援政策，扩大了对怀孕、生育费用、不孕、高危产妇的支援。另外，还通过强化公共教育功能，减轻父母的教育费用负担。

2020年制定的第四阶段计划中，代表性政策是“3+3育儿假制度”，规定如父母双方都为未满12个月的子女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的育儿津贴。

然而，在上述政策中，保育支援政策由于父母的工作时间和政府的保育服务时间冲突，导致很多人未能好好利用该政策；政府虽然表示要进一步扩充公共幼儿园，但公共幼儿园的数量仍然不足；保育支援并不能覆盖婴幼儿时期以后的小学，因此，该政策对女性被迫中断工作的问题并没有太大帮助。政策执行后，申请育儿假或提交缩短工作时间请求的比率仍然很低，社会以及企业氛围对申请这种政策的个人不友好。

韩国政府的其他生育政策，也被批评只投入了预算，却没有监督和检验执行的效果。

为何都失败了？

韩国生育政策失败的表面原因，在于政策执行过程存在漏洞。生育政策要想得到有效落实，需要各个下级部门相互作用。

但在韩国低生育率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在没有明确政策方向的情况下，一味反复要求下级部门推行解决低生育问题的政策；接到中央要求的下级部门，为了自己的政绩，也只能推进实际内容与低生育问题无关的名义上的生育政策。

此外，韩国政府对生育政策的预算投入，仍落后于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发达国家。2005年至2015年间，法国、瑞典、挪威、芬兰等与家庭相关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韩国2019年的这一数据只有1.69%，也低于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家庭相关平均公共支出比重（2.4%）。

但从根本上来说，韩国生育政策失败的原因，是在于韩国未能解决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政策的共性问题是缺乏对个人价值的考虑，政府只关注改善生育率下降的表面问题，不努力改善社会结构性矛盾，只想着治标，却不下手治本，那么政策就只能屡屡失败。

当今，韩国的社会压力非常大，尤其是高昂的生活费、激烈的就业竞争、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以及女性育儿所要承担的社会压力，使很多人放弃了结婚和生育。

到目前为止，韩国政府的生育政策大部分只是生育奖励、养育费用支援等保育环境改善政策。民众普遍认为，国家补助的费用远远低于孩子实际的养育费，尤其是教育费。在学历不同、社会待遇就有所不同的韩国，包括课外辅导在内的教育费，仅仅依靠政府的补助，无法大幅减轻由于生育与养育而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

随着双职工家庭的增多，女性的工作环境问题也成为了低生育率问题的重要原因。2019年韩国政府调查，韩国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在25岁～30岁有75%，30岁～40岁下降到58%，45岁以后再次上升到70%。据韩国统计厅2020年公开的调查显示，女性中断工作的最大原因为“育儿”（42.5%），其次是“结婚”（27.5%）和“怀孕&生育”（21.3%）。

这些调查说明，女性的工作中断与结婚、持续怀孕、生育和育儿直接相关，即使度过了这一期间，女性的再就业也会比生育前更加困难。因此，害怕生育和育儿对工作产生负面影响而放弃生育的女性上班族越来越多。

要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需要协调和融合个人追求的价值与政府的政策目标，且政府应以此为基础长期执行能够缓解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政策。

首要的就是，在政策决定过程中，要持续分析反映结婚和生育一代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观，改善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工作和教育领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且长期坚持，只有达成社会共识，并形成一个对生育、养育友好的社会氛围，那么即使结构性问题未能及时解决，个人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也会大幅减少。

不应仅着眼于提高生育率

近些年来，与韩国一样，中国也因低生育率问题面临着困境。虽然中国和韩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两国都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的低生育率问题。

2022年，韩国成为全球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为0.88；中国也快速进入了全球倒数，生育率骤减至1.2。2022年，中国人口时隔6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

通过韩国的前车之鉴，中国可以吸取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在政策决策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观，并将其作为政策的核心因素予以考虑。韩国政策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远大的国家目标脱离了民众的实际需求，也就是说，所有提高生育率的政策，都应先从理解个人决定不生育的理由开始。

第二，在理解个人追求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政府需要努力改善对此产生影响的结构性问题。从韩国的情况来看，影响个人选择的主要因素是经济不稳定、竞争激烈、生活费和教育费高等。其中，生育和育儿对女性工作活动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在女性决定生育的过程中成为了关键性因素。

只有推行能够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政策，才能真正缓解低生育率问题，例如为了减轻或避免女性对工作活动的担忧，政府可以推行向育儿期的父母提供育儿休假、为女性尤其是生育女性提供同等机会、帮助女性提升个人能力或工作经验的政府支援的政策等。

第三，要制定长期性以及综合性的战略。生育政策不应仅停留在提高生育率上，而应该努力营造一个对生育养育友好的社会环境。社会层面对养育责任的支持，可以大大减轻个人由此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与负担。同时，还应通过政策提供公共支援，促进社会对儿童教育和福利的投资。

总体来讲，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不是要单纯地提高生育率数值，更要以打造尊重个人的价值观、解决结构性问题、促进两性平等的社会为目标。

如果民众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并且社会压力不断减少，那么恋爱、结婚、生育和养育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编辑｜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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