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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第一次见我，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其实我是个最老实、最善良的人，结果却受到了这样的对待。”我去安徽省黄山市的一个乡村里采访时，一位受害者对我说。她刚因恋爱分手后遭遇了暴力、跟踪、骚扰与死亡威胁。

她这句话我记了很久，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一位农村老年妇女，辛劳了大半辈子，只是想找个搭伙过日子的老伴，却遭遇了分手暴力，被对方多次威胁，家门口被贴上侮辱信，村里的风言风语压得她喘不过气，茶叶地里的收成也全荒废了。

可几乎所有的苦，她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吞下。她不知道自己的事情可以跟谁说。女儿有自己的家庭，在县城里打拼，她不想再给孩子增添负担。但暴力发生的时候，她几乎从来没想过逃跑，因为根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对她来说，忍耐是唯一的选择。

我跟她第一次见面时，她剪了一头短发，招待我吃她自己做的零食。她坐下来，准备跟我讲她的故事，还没开口就哭了。我感觉她等待这个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的时刻已经太久了。其实，她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聆听她的故事，也不清楚当她的故事被写成报道时意味着什么。

我明明只是一个以外来者的身份闯进来的人，但她却愿意在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面前将自己最隐秘、最脆弱的一面暴露给我看。采访结束的时候，她一直不舍得我走，将我送到村口，即便在我一次次说着“您回吧”后，她还是站在路口，远远目送着我。

像她这样受困于分手暴力的女性还有多少呢？当她们在这个年纪遭遇了伤害时，她们能怎么办？她们该向谁求助？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真实地直面农村独居的高龄女性的困境。我不禁反思，当媒体在报道发生在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案件时，是否遗忘了那些生活在农村里的女性，是否忽视了老年妇女可能面对的困境？

她们不懂法律，没有发声的渠道，很多人可能连手机上网都不会操作。当她们遭遇暴力对待时，她们不知道该如何自救。更何况在乡村里，“家丑不可外扬”与“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根深蒂固，“受害者有罪论”时常占领舆论高点。

此案的受害者是幸运的，她碰上了一个负责任的女检察官曹爱红。她同情受害者的遭遇，知道如何用最恰当的方式来帮助受害者。

在这个县里，村与村之间的距离很远，很多地方路况不好，一来一回时常是数小时的颠簸。曹爱红不仅负责承办案件，还常去学校与村委会进行普法教育。她跟受害者时常一打一个多小时电话，用聊家常的方式抚慰受害者的不安与恐惧。

该案案发后，曹爱红跟村妇联主席和村支书谈了话，要他们关注受害者的心理状态，特别是村里的流言蜚语对她的影响。然而，就像曹爱红所说，靠她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检察机关的触角所能达到的地方是有限的。

老年农村妇女其实是最为弱势的群体，却无法得到有力的支援与帮扶社会资源。暴力就是暴力，伤害就是伤害，她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年龄和所处的地域而成为“不被看见的死角”。相反地，社会应该给予她们更合乎实际和有针对性的保护。不要合理化暴力行为，不要将暴力弱化成“家庭琐事”和“家庭内部矛盾”，相关部门不要“和稀泥”、做“和事佬”，而是要通过建立邻里家暴报告制度、为受害者提供紧急救援和临时避难所等方式，为她们的安全真正建立起一座坚实的堡垒。

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