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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一刻：美国“大学招生平权法案”被判违宪，亚裔学生将告别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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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一刻：美国“大学招生平权法案”被判违宪，亚裔学生将告别种族歧视
作者 | 李宏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
当地时间6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宣布，全美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必须停止在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平权行动”招生计划违宪。这桩被认为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域近几十年来的第一大案——哈佛大学涉嫌对亚裔学生招生歧视案，终于尘埃落定。
这个案件广受关注，因为它的去向将改变美国的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影响美国的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正。
这个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案件，实际上已经拖延了八年之久。
早在2014年，一个名叫“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FFA）的机构，在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院就对哈佛大学提起了诉讼，指控哈佛大学在本科招生中歧视亚裔美国人，违反了《民权法案》。哈佛财大气粗，聘请了最好的律师团队，在2019年和2020年先后两次获得了胜诉，但原告SFFA屡败屡战，坚持将案子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原告之所以要挑战世界顶尖名校，并在一审二审败诉后依然不放弃，是因为他们认为哈佛大学的招生实在太不公平了。
在每年的招生考试中，亚裔考生尤其是华裔考生在各项学力测验中都排在前列，包括SAT（相当于美国高考）、国际经合组织的 PISA（学生能力国际评估）以及单测数学与科学的 TIMSS等。但是，哈佛大学在招生中却不讲成绩讲政治，优先录取那些成绩不如亚裔的黑人、拉美裔学生，这对亚裔学生极不公平，构成了赤裸裸的歧视。
政治正确是如何引发权利危机的？
在一个号称讲法治的国家，大家都是美国人，仅仅因为肤色不同，学习好的很难上大学，学习差的偏偏能轻松进名校，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法律角度分析，导致这种现象存在的制度根源，在于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平权运动”以及与之伴随的“种族限额”。
黑人在美国历史上曾遭受奴役和迫害，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二战”之后，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通过各种方式发起了平权运动，争取黑人能够享有和白人同等的权利。经过各方努力，1964年，美国颁布了著名的《平权法案》，要求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大学、企业和机构必须禁止种族歧视，为了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族裔，法案规定要在教育、就业中对少数族裔予以特殊照顾和补偿性优惠。
在此背景下，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和道德正当性，美国的大学开始调整其招生政策，将种族多元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和核心指标，从而出现了所谓“种族配额”的制度，即通过为特定族裔学生保留固定的名额，以保证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学生能够进入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
20世纪60年代，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纷纷宣布，只要有合格的学生，录取黑人学生的数量将不低于一个固定的最小比例，比如8%或12％。
“种族配额”招生政策很快就产生了直接效果，越来越多的黑人、拉丁裔、墨西哥裔、亚裔和印第安人等少数族群开始进入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获得了接受最好教育的机会。
然而，尽管平权运动具有很高的道德感召力，甚至一度成为了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政治正确”，但它在教育、就业中实施的“种族配额”及其引发的不公平问题，很快就引发了争议。
支持这一政策的人士认为 ，由于黑人等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孩子无法获得像白人孩子那样优质的教育资源，因此，这一扶助政策有助于提高他们在高等教育资源中的竞争力，让他们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让上一代的不公正继续延续给下一代。
反对这一政策的人则认为 ，美国白人和黑人的不平等，是一个历史性和综合性问题，不应该用高等教育机会倾斜的方式来解决，这根本不是治本之策。从教育公平的角度，高等教育资源应当按照学生的素质和能力等标准进行分配，而不是基于种族和肤色。
在大学招生中实施某种“种族配额”，不仅不会让黑人等少数族裔孩子更加独立和自强，还会引起“反向歧视”，构成另一种形式的种族不平等。
针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种族配额”，白人首先发起了挑战，在法院提起了“反平权运动第一案”，即1978年的巴基案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 。白人学生巴基连续两年申请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被拒，他发现医学院招生中存在16%的黑人种族配额，而据此被录取的黑人学生成绩远远不如自己。
据此，巴基声称自己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对于此案，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有点滑头：首先认定大学在录取时考虑种族因素是正当的，但同时又认定“种族配额”违宪，要求加州大学必须录取巴基。
教育平权为何会形成亚裔歧视？
尽管是白人打响了“反向歧视”第一枪，但后来人们发现，在这一招生政策中受害最深的，其实并非是白人，而是介入黑白之间的亚裔，尤其是华裔。
在最开始，美国亚裔也是平权运动的受益者。亚裔在美国曾长期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因为平权运动，顶尖大学才从上世纪60年代对亚裔学生敞开了大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等大学中亚裔学生的录取比例得以不断增加。
然而，亚裔和大学的蜜月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戛然而止。1965年新的《移民法》颁布后，美国亚裔移民的数量直线上升，亚裔移民勤劳、聪明、守法，很快在各个领域出人头地，成为美国社会中的“模范少数族裔”。
在教育领域，亚裔学生勤学上进，在各类考试中都是优等生。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对于亚裔而言，学得好和考得好并不意味着能念好大学，因为大学招生中的“种族配额”制度更加关照和优待“差生”。
于是，一方面，亚裔学生的数量不断增长、平均成绩不断提升，而另一方面，亚裔学生被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录取的比例和几率却越来越低，不仅远低于黑人和拉丁裔等其他少数族裔，甚至还低于全美平均录取率。
面对这种不公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针对美国大学招生中的亚裔歧视的指控就频频出现。这次“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大学”的案子，就是最集中和最激烈的体现。
原告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研究表明，哈佛大学在招生录取中存在一个隐密的、针对亚裔的“种族配额”或者“亚裔歧视”，他们对亚裔设定了固定的招生比例或配额，但这个比例与美国亚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数量、地位、成就和增长趋势严重不符。
亚裔学生想要被哈佛录取，需要考出远远高于其他族裔学生的分数。同时，招生官员还存在针对亚裔学生的消极刻板印象，对他们会提出更多和更苛刻的要求。
对于原告的指控，哈佛大学并不承认存在“亚裔歧视”，他们运用了带有政治正确意味的“多元化理论”为自己的招生政策辩护。这种理论认为，对黑人等族群在招生中给予特殊照顾，不是为了补偿历史欠债，而是要保障大学的多元性。
大学招收来自不同背景的多元化学生群体，一方面可以丰富每个学生的视野和教育内容，增进不同种族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让学生更好地参与多元化的社会，提升他们将来作世界领导者的能力。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G. Faust）明确表示：“我们将坚定地捍卫学校的招生程序，它将造就多元化的校园生活和教育经历，这无比重要。”
对于哈佛大学给出的基于多元化理论的解释，亚裔群体并不接受，认为所谓的“多元化”实际上就是通过削减亚裔学生的录取名额来给其他族裔特别是非裔和拉丁裔腾出空间的“修辞策略”。
在高等教育领域，通过牺牲一种肤色族群利益而补偿另一种肤色族群，这种做法本身就不符合美国宪法的 “色盲”（colorblind）的特性，它不仅不能让弱势的族群更独立和强大，反而加剧了族群撕裂，恶化了各种族之间的关系。
包括很多美国黑人也认为，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黑人已经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和白人或黄人一样优秀，这种特殊关照更像是一种怜悯。
哈佛为何会败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中西部有些州率先开始了挑战平权运动的步伐。1996年，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了法案，禁止州政府机构和公共教育系统在雇佣公务员和公共教育中考虑种族、族群因素，照顾黑人等特殊族裔的平权措施遂被废止。不久，华盛顿、密歇根也先后通过了类似法案，取消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平权措施。
通过梳理案情脉络，还可以看到美国两党在基本理念上的严重分歧。简单来说，民主党强调结果公平，呼吁更多的弱势保护；共和党强调起点公平，讲奋斗和个人努力。
其实，这两种理念在教育上完全可以共存，无非是视角和解决方案的不同。但是，一些极端的民主党自由主义者祭起了身份政治的大旗。他们认为，表面上的歧视虽然消失了，但无形的歧视仍然存在。比如，黑人从小就生活在因历史环境导致的匮乏里，你能要求他和别人一样的好成绩吗？
在中国人看来，降分录取这种思路就是矫枉过正、买椟还珠。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看能力不看身份，这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的公平、最不容置疑的公平。
但这种观点在美国极端自由主义那里可能会被视为种族歧视。民主党引以为傲的身份政治要求按照身份配置机会和资源，还美其名曰“多样化”，在当前的言论氛围下，很多人根本不敢发表与此相反的论调。
那么，极端自由主义的这些行为给黑人带来好处了吗？结果恐怕见仁见智。
科学研究证明：特殊的优待只会把人变得更加脆弱和具有依赖性，有的人甚至会变成巨婴，理直气壮地认为社会欠我的。
显而易见，针对哈佛的种族录取政策，民主党以及拜登的白宫肯定支持哈佛，而共和党肯定反对哈佛。考虑到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是6：3，最高法院无疑会判哈佛败诉，制止录取中这种“多元化”的行为。
在案件审理中，以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为代表的多数意见表示，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平权行动方案“以消极的方式利用了种族议题”；最终根据多数意见，招生平权法案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
亚洲人要由衷地感谢美国的两党制，美国虽然有个民主党的总统，却同时有个共和党占多数的最高法院。虽然秉持保守主义的九人在不久之前以6：3的多数优势推翻了罗伊案，限制了美国女性的堕胎权，而被我们口诛笔伐、痛骂保守，但他们也将坚守个人奋斗、起点公平的传统，他们将为不久之后的Jensen Huang、Sakura、Kim争取到公平进哈佛的权利。
六十多年前，美国在中国人看来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说到：“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如今，历史性的一刻终于到来：美国“大学招生平权法案”被判违宪，亚裔学生将告别种族歧视。
主要参考文献：
孙碧：《平权运动误伤亚裔——当代美国大学招生中的“种族配额”与“亚裔歧视”》，载《比较教育研究》2018年第2期；
陈迎雪：《谈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中针对亚裔的“平权歧视”》，载《现代教育科学》2010年第6期。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编辑 | 萧轶
风声
哈佛“平权”招生被判违宪，学者：警惕特权阶级的话语圈套
当地时间6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在保守派绝对多数的推动下，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招生计划违宪，全美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必须停止在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卫报》刊登评论文章表示，这一判决推翻了美国社会生活中延续数十年的先例，并对校园学生多元化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打击。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31日，美国华盛顿，哈佛学生Shruthi Kumar(左)和Muskaan Arshad与其他活动人士一起参加了一场集会，最高法院听取了两起案件的口头辩论，这两起案件可能决定大学招生平权法案的未来。人民视觉 资料图
平权行动政策“并不完美”，但依然是“机会阶梯”
1964年，美国颁布了著名的《平权法案》，要求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大学、企业和机构必须禁止种族歧视，为了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族裔，法案规定要在教育、就业中对少数族裔予以特殊照顾和补偿性优惠。
但保守派法官这次的结论是，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招生政策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法院的结论是，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种族意识招生计划未能遵守法院在之前案件中制定的狭隘限制，并指出大学计划“必须遵守严格的审查，永远不得将种族作为刻板印象”或消极的，并且必须在某个时刻“结束”。这实际上禁止了使用“平权法案”政策。
最高法院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裁决将限制学院和大学，特别是选择性机构，在招生过程中考虑申请人的种族作为一个因素的权利。法院指出，学生仍然可以在申请中讨论他们的种族，但大学“错误地得出结论”，即“个人身份的试金石不是克服的挑战、培养的技能或吸取的经验教训，而是他们的肤色”。
过去的研究表明，大学招生中种族意识的消失影响了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学院和大学，这将导致被高选择性大学录取的黑人、拉丁裔和土著学生数量下降。这可能会导致这些学生不断地转向其他选择性较差的大学，并可能导致精英院校的多样性降低。
高度选择性的私立和州立大学现在将争先恐后地寻求种族中立的替代方案来提高多样性，过去在已经禁止平权行动的州进行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不会达到与种族意识招生相同的多样性水平。
在9人组成的最高法院中，6名倾向保守派的法官战胜了3名倾向自由派的法官。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女性凯坦吉•布朗•杰克逊发表了一份明确的异议，称该裁决意味着“种族主义离开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
对于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考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常春藤盟校“肯定会遵守法院的裁决”，但它将继续吸纳“具有多种背景、观点和生活经历的人”。
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凯文·古斯基维奇表示，虽然这不是该大学“希望”的结果，但它将审查该决定并“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以遵守法律”。
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也公开谈论了这一裁决，她回忆起自己作为大学里为数不多的非裔学生之一为获得归属感而付出的努力。
这位前第一夫人回忆起她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期间作为校园里为数不多的黑人学生之一的经历，并解释说，她有时会质疑人们是否认为她只是因为平权行动政策而被录取。但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和其他有色人种学生表明，他们也属于精英学术环境。她写道，虽然平权行动政策“并不完美”，但它帮助“为那些在我们历史上经常被剥夺展示自己攀登速度的机会的人提供了新的机会阶梯”。
米歇尔·奥巴马在声明中写道：“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接受金钱、权力和特权是平权行动完全合理的形式，而像我这样长大的孩子却被期望在地面不平整的情况下进行竞争。所以今天，我为那些想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以及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机会的年轻人感到心碎。”
她还写道，法院对平权行动计划的废除不仅提醒我们反映公平和公正原则的政策的重要性，而且提醒我们让“这些价值观在我们所有的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中成为现实”的重要性。
巴拉克·奥巴马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回应了这一观点，他写道，虽然平权行动政策有其缺陷，但“它让像米歇尔和我这样的几代学生证明了我们的归属。”
这位前总统写道：“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为年轻人提供他们应得的机会，并帮助世界各地的学生从新的视角中受益。”
对于这一裁定，美国亚裔群体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主席赵宇空在BBC的采访中表示，他对这一裁决表示欢迎。他的组织认为，平权行动对亚裔美国学生进入精英学校的入学几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一决定将保留精英统治，这是美国梦的基石。”赵宇空表示。
而旧金山华人权益促进会则表示，他们对这一裁定表示沮丧和反对。该组织在声明中写道：“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重创了高等院校创造真正的教育公平的能力。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该判决严格被限于在大学录取中对种族的考量，而没有限制有针对性的外展和招聘等其他的重要举措，或确保学校有更多样化背景的教职员工和学校领导层。”
林垚：警惕特权阶级的话语圈套
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纽约大学的林垚介绍与分析了美国高校多年来奉行的“平权行动”（即“平权法案”）政策。他认为，“平权行动”政策之所以有目前的种种局限，根源并不在左翼身份运动本身；相反，恰恰是由于美国右翼保守派势力过往几十年间对更雄心勃勃的、更有阶级交叉性视角的种族平等诉求的围堵绞杀，导致转型正义的政策试验空间不断收缩，只留下一些小打小闹的优惠补偿措施。
林垚认为，比起大多数人无缘参与竞争的高校录取来说，中小学基础教育质量的改善才是治本之途；但自从最高法院在“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1954）中废除公立基础教育的种族隔离之后，白人种族主义者及其控制的各级政府就采取了种种阳奉阴违的手段，确保黑人社区无法享受与白人同等质量的基础教育：先是干脆关闭所有公立学校，把所有师资转移到只对白人学生开放的私校，让黑人孩子无书可读；在这种做法被判违宪（Griffin v. County School Board of Prince Edward County，1964）之后，又通过市郊用地规划等政策倾斜襄助城市中产白人大规模“外迁”（white flight）、同时减少对城市黑人社区的市政服务与基础建设投入，令黑人户主的房产价值大幅缩水，在以学区房产税为公立教育最主要经费来源的美式体制下无力维持黑人学区的基础教育水平；民权运动者曾一度挑战这一体制，希望能够通过公立教育经费统筹、而非各学区依赖房产税自生自灭，来保证基础教育的质量和公平；但这一挑战在七十年代保守派夺回最高法院之后遭到重创（San Antoni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v. Rodriguez，1973），学区房产税体系维持至今，美国公立教育的质量也因此一路下滑，黑人社区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上不起昂贵私校的底层白人也连带着遭受池鱼之殃。
林垚指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各高校才先后推行录取上的“平权行动”，旨在对从基础教育开始就遭受层层政策歧视的黑人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却又杯水车薪）的补偿。但就连“平权行动”的尝试，也受到保守派的种种钳制而不断变形走样：比如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例中（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1978；Grutter v. Bollinger，2003；Gratz v. Bollinger，2003），拒绝将“平权行动”视为对历史上系统性歧视后果的纠正与补偿（交叉性视角），只接受高校从“校内种族多元性”的好处（单一身份维度视角）出发为其辩护，导致后来的高校录取越来越看重“多元性个人陈述（diversity statement）”等评价标准较为主观的材料；不允许高校录取采用标准较明确、透明度较高的种族配额（racial quota）或种族加分（point allocation）等制度，只允许高校对申请学生进行语焉不详的“总体评估（holistic review）”。
林垚表示，近年一些亚裔抱怨自己在高校录取面试中遭到歧视、因为面试官对亚裔的种族刻板印象而被打低分，其实恰恰是保守派最高法院不断收窄高校在“平权行动”政策上的试验与调整空间的后果。除此之外，美国不少高校（尤其私立名校）的录取名额，很大一部分已经被（起源于白人至上主义的）“校友后代优先录取（legacy admission）”、（以讨好权贵及金主为要的）“教务长兴趣名单（dean’s interest list）”等项目所占据，而这些项目的绝大多数受惠者是中上阶层白人。无视这些特权录取项目的存在、无视保守派对高校录取改革模式的限制与扭曲、无视保守派对高校录取之外更深更广的改革诉求的长期阻击，却把“平权行动”本身视为不同少数族裔之间、以及少数族裔与底层白人之间反目成仇的罪魁祸首，无疑是陷入了特权种族中的特权阶级的话语圈套。
澎湃新闻
败诉的哈佛，强势的捐赠录取，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局外人”亚裔还远未入局
看点 当地时间6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一锤定音，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在录取过程中涉嫌种族歧视。随之而来的，是舆论炸锅般的热议。对话题中心的亚裔来说，这项裁决不仅影响大学未来的录取，更关乎亚裔在美国社会的生活体验和地位。一场大变革，或许才刚刚开始。
文丨Luna 编丨May
这两天，美国教育圈的第一大案终于尘埃落定——哈佛大学输了！
同在被告席的北卡罗来纳大学一样败诉。
图源DailyMail
保守派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一举推翻了美国高校沿用了几十年的教育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禁止大学在今后的录取中，基于学生的种族来决定录取与否。
也给这个历时快9年的案子，画上了句号。
2014年，保守派白人法律战略家爱德华·布鲁姆创立学生公平招生组织（SFFA），并代表部分亚裔学生起诉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
他们认为两所大学的招生政策歧视了符合入学条件的亚裔美国人，违反了民权法。
2019年和2020年，SFFA连吃了两场败诉，选择继续上诉。
2023年6月，SFFA胜诉！
这个结果对整个美国社会都是一颗深水炸弹。在宣布裁决结果的法庭上，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就已经在交锋：
罗伯茨大法官：长期以来，许多大学错误地得出结论，个人身份的试金石不是克服的挑战、培养的技能或吸取的教训，而是他们的肤色。
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在一个普遍存在种族隔离的社会中，种族一直很重要，而且仍然很重要。
托马斯大法官：按照她看待事情的角度，我们全都深陷一个种族歧视的社会，背负着奴隶制的原罪。
杰克逊大法官：从今天起，法院强制执行的不分种族的招生立场，与现实生活中的关键情况脱节。
在裁决公布一小时后，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就迅速做出回应——虽然不同意这个结果，但他们仍会遵守。此外，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等高校，也都公开表示了对裁决的失望。
美国的媒体和社交平台上，舆论的讨论更为激烈和直白。
反对者觉得，这是给种族不平等问题雪上加霜。而像特朗普这样的支持者，则在自家媒体平台Truth Social上大书：“这是美国伟大的一天！”
就连中文网络上，也有不少人在问，今后哈佛这样的美国顶级大学招生政策会怎么变？对申请美本有影响吗？对小留学生有影响吗？
这场“用魔法打败魔法“的亚裔录取歧视案，以大学败诉收官。但是，这或许只是一场大变革的序幕。
教育平权行动，美好的初衷
与令人失望的结果
提起美国大学的教育平权行动，站在原告席的这部分亚裔，心里有倒不完的苦水。
普林斯顿大学两位教授就曾在《不再分离，也不平等》中披露，有些藤校在评估学生的SAT成绩时，会给黑人加310分，给拉美裔加130分，白人不变，而亚裔反而要倒扣140分。
光是卷分数还不够，原告SFFA还披露了哈佛的“个人评分”系统。在 “个性”这项评分上，能拿到最高1级或次一级2级的，亚裔仅有22.2%，是比例最低的。有时，招生办公室连亚裔申请人的面都没见，就给出了所有种族里最低的评分。
看到非裔和拉美裔仅仅因为种族身份就受到优待，很难让人不血压飙升。说好的“平权”，亚裔作为少数族裔反而成了“受害者”。
不过，也有很多人支持教育平权行动，这是因为它确实推动了少数族裔获得更加平等的机会。
在1896年，黑白混血的普莱西想坐白人车厢，反被售票员告知，必须落座有色人种的车厢。大法官还在判决中写道：“隔离但平等”。
虽然白人跟白人玩，黑人跟黑人玩，但我们的设施都是一样的，所以不存在歧视。
分开使用的洗手池
这在今天看来非常可笑。因为当时黑人的生活设施、学校、工作待遇根本就不可能和白人一样。当时，只有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提出了唯一的异议。
直到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才以9-0的投票，否决了“隔离但平等”，认为种族隔离违宪。
自此，很多美国人才开始认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各个种族的起点不同，如果想要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实现平等，就需要对弱势的族裔给予特别关照。
教育平权行动的理念也由此而来。后来，还加入了“多元化”的理念基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提到是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用。
到了2003年，白人格鲁特状告密歇根大学在招生过程中采用种族配额。虽然最后的裁决是大学没有违宪，但判决书中写道，“本院期待在下一个25年里，教育平权行动将不被需要。”
图源：Oyez
如今，2028年还没到，保守派就已经坐不住了。罗伯茨大法官在多数意见中写道，“（基于种族的录取）这种做法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两所大学的招生计划缺乏足够集中和可衡量的目标，不可避免地以负面的方式利用种族，涉及种族刻板印象，并且缺少有意义的终点。”
这段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纽约时报》就报道过，有的亚裔学生完全不敢在个人陈述中表露自己的种族身份，也会尽量避开“亚裔喜欢的”那些课外活动，害怕被学校贴上标签，影响录取结果。
图源《纽约时报》
昔日追求平等的教育平权行动，对如今的亚裔学生来说，成了增加人生难度的被动设定。
禁止教育平权行动，
录取会对亚裔有利？
现如今最紧迫的一个问题是，大学的录取要怎么改？
从各个高校的表态来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一点——多元化。
哈佛大学的联合声明写道，“深刻而变革性的教学、学习和研究取决于一个由不同背景、观点和生活经历的人组成的社区”。
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也提到，学校将“坚定地招纳有才华、拥有不同视角、不同人生经历的学生，提供高质量和可负担的教育” 。
就连没被告上法庭的耶鲁大学也发布声明，要确保耶鲁是“容纳各种思想、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家园”。
最高法院倒是也在意见中提到，学生们还是可以在个人陈述中探讨种族身份对自己成长的影响。“只要讨论与申请人可以为大学做出贡献的性格品质，或独特能力具体相关”。
如此一来，教育平权行动的禁令会对亚裔有利吗？
很多评论家推测，亚裔在头部大学的比例肯定会上升。
在美国，已经有9个州在公立大学中实施禁令，分别是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爱达荷州、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新罕布什尔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华盛顿州。
图源：《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就对比了其中8个州实施禁令30年来的学生数据。结果显示，实施禁令后，人数比例增加的有白人、亚裔、夏威夷原住民、黑人。其中白人收益最大，提升比例远超亚裔。
更具体的情况可以看看加州。在禁令实施10年后，亚裔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和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比例有了略微升高，而这个比例远高于亚裔在加州所有公立大学的比例。
说明有更多的亚裔学生进入了UCLA和UC Berkeley这样的名校。受到负面影响最大的还是拉美裔。
（左）UCLA和UC Berkeley的各族比例（右）加州所有公立大学中各族比例
另外还有研究者制作了数据模型，预测全国禁令会让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每所大学的具体分类有所差别）在所有四年制大学的人数下降2%，在竞争激烈的头部学校，最多可能会下降10%。
结合其他的数据来看，这部分差额很有可能会分给白人和亚裔学生。
开刀教育平权行动之后，
“校友录取”成了下一个热门
从2014年被起诉以来，哈佛大学已经无数次把“多元化”作为推行教育平权行动的原因。
可具体怎么定义多元化？高校在各种声明中，反复提及了种族多元化。
不过，原告SFFA犀利地指出了大学有意回避的一点——哈佛大学在录取方面，除了种族，哪里都没有实现多元化。
根据哈佛自己最新的新生入学调查，近19%的白人学生表示自己是校友子女，而亚裔、黑人、拉丁裔的比例分别为 15.1%、6.1%和9.1%。在校友子女中，31%的家庭收入达到或超过50万美元。
其中，ALDC四种类别，被诟病最深。分别是运动员、校友子女、教职员工子女，以及院长兴趣名单（主要是捐助者亲属）。
2020年，《劳动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Legacy and Athlete Preferences at Harvard，发现哈佛大学录取的学生中，43%的白人申请者是ALDC，与此同时，亚裔、非裔、拉美裔的比例不到16%。
其中，大约70%的“校友子女”申请者都是白人。如果一个白人家庭向哈佛捐款，子女被录取的几率会增加7倍。
其实，去年十月的口头辩论中，几位保守派法官就提出过，取消校友子女的录取偏好，以此作为哈佛推行种族中立政策的替代方案。但哈佛大学直接拒绝了。
在今年3月份的一次采访中，哈佛大学招生与资助学院院长William R. Fitzsimmons说，校友子女的身份只在招生过程中起到了“轻微的作用”。言下之意，哈佛录取这些校友子女还是因为他们自身足够优秀。
哈佛大学发布的ALDC和非ALDC学生录取率
而支持教育平权行动的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在一点上没有完全站在哈佛这边。她认为，每年哈佛申请者中的ALDC只有不到5%，但是被录取者中的ALDC高达30%。正因如此，才更需要教育平权行动来平衡最终的录取结果。
如今裁决已下，在讨论新的录取标准时，很多专家学者提出的建议，或多或少都涉及到ALDC的利益。
拜登总统在白宫声明中呼吁，大学要认真考虑学生克服的困难，比如家庭经济状况、成长和上高中的地区情况，还有学生可能面临的歧视（包括种族歧视）。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David B. Oppenheimer表示：“可以强调招收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
阿斯彭大学卓越项目执行主任Joshua S. Wyner表示，哈佛大学可以加强社区学院的转学项目，并招收更多退伍军人。
那哈佛大学会取消ALDC的录取偏好吗？目前很难有定论，至少哈佛大学的官方表态中，还没有透露出这样的意思。
事实上，2017年哈佛就成立了“种族中立替代方案研究委员会”。但委员会最终给出的报告显示，ALDC在录取中的强势地位很难被撼动。
报告还指出，校友子女偏好有助于巩固大学与其校友之间的牢固联系。“哈佛校友也为母校提供了慷慨的财政支持。这对于哈佛大学领先高等教育机构的地位至关重要。它还有助于经济援助政策，从而促进学院学生群体的多样性和卓越性。”
有学生表示，从经济上讲，大学这样做有道理。
有接受采访的学生说，自己来自低收入家庭，也是第一代大学生，“我依靠捐助者的捐款才负担得起哈佛的费用。如果这就是要付出的代价，那就这样吧。”
对于这个结论，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的Evan J. Mandery并不认同。“没有证据显示终止校友子女偏好，会危及重要利益。相反，麻省理工学院就不采用这个制度，仍然有近250亿美元的捐赠。”
关于ALDC的争论目前陷入胶着。至于下一步怎么走，还要看哈佛自己的决定。
徘徊在美国社会的“局外人”，
亚裔的理想还有多远？
大学录取，对亚裔在美国社会的处境来说，只是冰山一角。生活、工作中的歧视、刻板印象，这么多年了，还是很难消除。
亚裔群体，似乎自始至终，都是“局外人”。
2022年，亚裔美国人基金会（TAAF）发布的报告显示，亚裔在美国的归属感是最弱的。
61%的白人、33%的黑人、42%的拉美裔觉得自己完全属于美国并且被这个国家接受。
亚裔的这个比例只有29%，而今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更是降到了22%。其中，亚裔女性的疏离感尤其严重。
根据受访者的回答，种族歧视仍然是让亚裔感到疏离的最大因素。
“是什么让你觉得自己没有被美国接纳？”
TikTok上，还有华裔女孩讲述了自己改名的经历：从小在美国长大的Xinyuan Ye，说有时几小时甚至几天都不会有人喊她名字。可是当她改用小名Sage以后，不仅在LinkedIn上收到了更多猎头的问询，在约会软件上也收到了更多的点赞和匹配。
她在视频标题中写道，“可悲的是，改名这个决定直接影响我一辈子”
评论区里，在白人社区长大的华裔网友表示，“拥有一个亚洲名字意味着没人会说你的名字，或者会被拿来嘲笑”。还有华裔网友表示，同样都是中文名，只因为比较好发音，所以没有经历过名字歧视。
然而，在关于教育平权行动的争论中，也有人表示，这不应该是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战争，战果甚至只会惠及精英。
亚裔学生Chelsea Wang从美高读到哈佛，她认为，白人至上主义把教育平权行动描述为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零和游戏。
“法院宣布教育平权行动非法，那哈佛大学的白人学生人数将会是亚裔学生人数的三倍，废除只会伤害处境不利的亚裔。”
亚裔群体在收入和教育方面的差异很大
有人担心，即便明面上不能再以种族作为单独的录取标准，但美国大学的申请制让录取过程依旧充满了可操作的空间。今天是用教育平权行动卡比例，明天或许又会有新的标准。不掌握话语权，亚裔的困难不会少。
美国畅销书作家Coleman Hughes的观点则不同：“教育平权行动是一项精英政策，录取率超过50%的学校通常不会采用教育平权行动。将它定义为‘高等教育准入’问题，不过是‘1%的有色人种精英’（包括我自己在内）给自己狭隘的自我利益，带上了一个更高尚的光环。”
还有人表示，这次的裁决不过是美国党争的一个缩影。代表自由派的民主党，一直在积极推进平权活动，而代表保守派的共和党，一直和民主党唱反调。大法官们的投票也和他们的政治倾向一致。
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纽约大学的林垚分析，“平权行动”政策之所以有目前的种种局限，恰恰是由于美国右翼保守派势力过往几十年间对更雄心勃勃的、更有阶级交叉性视角的种族平等诉求的围堵绞杀，导致转型正义的政策试验空间不断收缩，只留下一些小打小闹的优惠补偿措施。
亚裔距离拥有足够话语权的那天似乎还很远，不过改变也一直在发生。
对国际留学生来说，针对美国本土学生的教育平权行动或许影响不大。但是，亚裔对改变自身形象的努力，亚裔家长在基础教育阶段争取的地位，或许也会影响在美国际生的就读体验。
就像林垚说的，比起大多数人无缘参与竞争的高校录取来说，中小学基础教育质量的改善才是治本之途。
去年，弗吉尼亚州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的亚裔家长，组成了“Mama Bears”的联盟，专为亚裔孩子争夺权益，反对学校将考试入学改为抽签入学。
大约 200 人抗议弗吉尼亚州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取消择优录取
日前，纽约州参议员刘醇逸和州众议员李荣恩分别提出提案，要求州校务委员会将亚太裔历史纳入全州公校课程，并推出相关计划，以期最快在2024-2025学年于纽约州各校贯彻实施。
在记者会上，刘醇逸说，“亚太裔一直以来都被当作各种危机的替罪羊，无论是经济衰退、战争还是瘟疫。这都是因为人们不了解亚太裔，总是存在黄祸、永远的外国人等刻板印象，所以教育下一代很重要。”目前，纽约州参议会已经通过，预计州众议会版本也将很快获得通过。
图源：CGTN American
从2014年哈佛坐上被告席，到如今得到美国最高法院一锤定音的最终判决，近9年的拉锯战终于结束。
之后，亚裔能否在精英大学获得更多席位，大学的教育平权行动禁令能辐射多少K12教育学校，能影响多少职场、社会中的刻板印象，只能拭目以待。
推翻教育平权，亚裔学生上名校更容易了吗？
6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大学在招生过程中考虑申请人的种族因素将被视作“违宪”。这也意味着，在美国高校践行了几十年的Affirmative Action（以下称为“平权行动”）将成为历史。
在美国，“平权行动”于上世纪60年代推出，旨在增加少数族裔在就学、就业及其他领域的机会，实施方法包括给予配额、基于种族等因素放宽标准等。该政策颁布以来，在对教育十分重视的亚裔群体中，“平权行动”一直是最富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反对者认为，该行动倾向支持非裔等其他少数族裔的录取，忽略了亚裔学生在学业方面的优势，造成逆向歧视；支持者则认为，“平权行动”既然是为了消弭种族歧视，亚裔也是其中的受益者。
此次判决起源于美国高院针对的涉及哈佛大学和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两起诉讼。9年间，“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先后对这两间大学发起诉讼，称学校在招生时对亚裔申请者采取了歧视性政策，给予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学生特别优待。
在先前地方法院的两次判决中，原告诉讼都被驳回。原告随后于2021年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请愿书，希望进行司法审查的法庭程序，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这两起案件。九位大法官于2022年10月31 日完成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公开口头辩论。
在辩论中，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代表了六位保守派大法官的意见，他认为，大学的录取必须基于申请人的个人资历，种族因素不应再被考量在内；并且，现行的“平权行动”缺乏明确的退出时间，不能为解决过去的歧视问题从而采用无限期的录取方案。
另外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则在意见书中对裁决表达了反对，她们认为，这一裁决忽略了种族在当下环境中仍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裁决的判定意味着种族主义在宪法层面的某种延续。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法官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写道：“在法律上认定的不分种族，并不意味着在生活中也是如此。”最终，这场历史性的裁决以6票赞成、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宣判。
在本文中，翻转电台主播李厚辰试图从更大的背景入手理解这一裁决：美国最高院推翻教育平权政策，也赋予了商业机构不向LGBT提供服务的自主权，德国极右翼选项党竟然开始赢得地方选举胜利，法国因养老金抗议的战场还未打扫干净，又因为警察的执法暴力掀起更大的风浪。这是一副什么样的图像，理解方式多种多样，西方的衰落？全球的右倾？文明的失败？
观看和理解从来取决于看之背景的呈现，也许换个方式，这座重复的迷宫将呈现出新的样貌。
文｜李厚辰
01
美国最高法院已沦为“党争工具”？
一种声音认为，最高院内的辩论不过是“进步”对“保守”、“民主党”对“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和党派之争，这次既判“平权行动”违宪，也就意味着最高院的保守势力在进一步打压进步势力。
但是，如果不只看“平权行动”判决这单一案件，而是综合性地审视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一系列判决，至少会让我们摆脱简单的“保守派判决”或“共和党判决”的“制度退步论”，抑或粗暴地将最高法院视为两党相争的政治舞台。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就是从“制度必然腐败”的观点出发，推出还是“有智慧的父母官”最值得依靠。如果后者你也不认可，那么就会退回到“一切靠自己”的境地，在巨大的现代社会，这几乎必然走向悲观的结局。
每年的六月末和七月初，美国最高法院都会发布一系列的判决，这是因为到了暑期，最高院将进入休庭进行卷宗整理和其他文书工作的周期，如果需要重新判决，则时间将来到十月份。
所以我们来审视一下，最高院是否已经蜕化为了“党争工具”。在这一个周期内，值得关注的判决起码有6件。首先是关于“平权行动”的判决，即裁定美国大学入学依照种族设置入学比例违宪；其次是与LGBT等平权相关的，裁定提供商业服务者有依据自己的信仰和偏好选择顾客的自由；接着是学生贷款裁定，判决拜登政府提供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违宪；随后是地方选举权的裁定，否决了州政府可以自由重新划定选区和修改选举程序的自由；还有在环境保护领域，限制了环保署的权力，即环保署在干涉一定的企业主体前必须有国会立法的基础；最后是移民事务的裁定，裁定各州移民局必须依据拜登政府的逮捕与驱逐指导方针进行工作。
话题涉及族裔、LGBT、移民、环保、学生、选举，每一项都是于社会攸关的大事件。这些判决值得关注细节吗？如果美国最高院已经沦为党争工具，哪个党提名的大法官就维护哪个党的利益，那我们不必深入任何判决细节，仅仅关注大法官的党派分布就行，现在最高院有6名共和党总统任期内的大法官，3名民主党任期内的大法官。按照某种“丛林法则”，最高院应该已经成为了共和党的司法工具。
但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纵观这6个判决，学生贷款判决直接针对拜登的核心政策，看上去确实像是“党争工具”，“平权行动”与LGBT的判决也有“保守派”色彩，仿佛是属于共和党派系的判决，环保判决也限制了联邦部门的权力，在这一点上更倾向共和党主张。但在移民局判决中，却否决了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娜两个共和党大州的上诉，提出了倾向于拜登政府的判决。而在地方选举权判决中，更是做出了对共和党非常不利的判决，让数个关键州的重要选区在下届选举中几乎要落入民主党之手。
辨析这个有什么要紧？恰恰要破除最高院的“出生决定论”，将最高院的竞争看作是“进步”对“保守”，“民主党”对“共和党”的简单二元判断，简单跟随共和党的“保守”或“右倾”，认为此届最高院就是简单的反进步保守势力，来进行判断，因而不管是LGBT或“平权行动”，如果仅仅用这是“保守判决”来理解，可能就丢失了很多重要的东西。
电影《马歇尔》
02
最高院到底判决的是什么？
我想大家都知道，最高院并不是传统的“长老议事会”，可以随心所欲对问题进行判决，美国最高院其实是“宪法法院”，实行的是“宪法审查”，因此很多判决都涉及宪法及其背后的程序判决，不简单是对很多事情判明“对错”，例如去年美国最高院推翻了“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并非判决全美堕胎非法，而是说关于堕胎期限的立法程序属于各州权力而非联邦权力。
所以最高院判决，并不是一个一般常识意义的对错，而是一种基于美国宪法的“司法解释”。因此有一些判决，很难被简单定义为对判决中某一方的反对，例如这次涉及LGBT的判决，就很难总结为这是一个“反LGBT”的判决。判决内容是303创意有限责任公司（303 Creative）可以依据宗教信仰的原因拒绝为同性恋客户设计婚礼网站。最高院援引的宪法原则是“言论自由”，是因为定制化的婚礼网站是一种带有“表达性”的服务，当一种服务本身包含“表达性”，这就进入了“言论自由”范畴，就像一个配音演员也许也有自由不为自己憎恨的观点进行配音的权利。
在美国，不仅是言辞和设计，很多行为也受到“言论自由”保护，例如焚烧国旗，佩戴一定颜色的臂章等，都属于“言论自由”范畴。而“表达性”服务框定了这种范围，例如一家烘培店的店主，就不可以因为族裔或性向等原因，拒绝向顾客销售一般的蛋糕，但如果配有专门字样的定制化婚庆蛋糕，则可能受到词判决的影响。
除了援引宪法的“权利法案”外，也有很多宪法原则作为审判的依据，例如认为拜登政府总额430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减免违宪，则是因为宪法的“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不隶属任何经济事项的宽泛的事务，必须由国会决定而非直接由总统决定。这是用立法权限制行政权的宪法原则。在上面提到的地方选举权争议中，也不是完全禁止了州重新划分选区的权利，而是这种州议会立法必须通过州法院的审查，这是用司法权限制立法权。在移民问题上，则是因为移民局是联邦部门，而非州行政部门，因此州移民局服从联邦移民局的指导方针符合宪法对联邦的定义，州移民局没有立场就此对联邦移民局进行起诉，这是遵从宪法对联邦权与州权的划分。
这是一个重要的意识，最高法院不是一个“智者角色”，对问题的对错进行判断，而是一个“审查”机构，审查一个立法、行政、司法举措是否充分考虑到了宪法的要求。有时是权利法案相关，有时涉及程序，有时涉及州与联邦，在司法的意义上它是终审判决，但它不具备任何至尊的权威性。在学生贷款减免被最高院判为违宪后，拜登严词斥责最高院“曲解宪法”，而未来的最高院，也可以在新的判决中推翻这个判决。
因此，最高院的判决很难说“对错”，更好的评价是是否考虑得“周全”，这中间的区分至关重要。一个现代政体的特征就是一个“混合政体”，由截然不同的多种人群构成，他们拥有不同的关切，不同的价值，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重要性感受，公共政策永远不能面面据到，只能求得他们的公约数。达成这一点的秘诀在宪法里，一是“权利法案”，二是分权制衡。一再考虑是否符合基本权利原则，或一个主张是否经过了足够多种权力的审查和程序，就成为了最高院的关键考量。
电影《为所应为》
03
教育平权的周全性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极端相信“矫正正义”的人，如果要我说，“平权行动”背后的主张我绝对支持。教育是社会资源分配的绝对中枢，在现代社会，教育资源分配是其他资源分配的基础条件，因此教育资源面向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倾斜，是比“机会平等”重要得多的事情。
但同样，我也不会轻视那些就有一个考生的家庭，因为作为已经三十多岁的我，关于教育的“矫正正义”已经不会影响我的利益，但却会实际影响他人的利益。所以他们强调“机会平等”，这当然可以理解。处在东亚社会，尤其在拥有较为单一管道的应试体系中，我们不断强调高考虽有问题但却是“最公平”的分配方式，当然更容易共情强调“机会平等”的人群。
这让教育政策改革有比“压迫者”对抗“既得利益者”更多的维度，将教育资源分配单向度地看作“既得利益阶层”阴谋性遏制“底层”抢夺蛋糕的视角，可能过于单一。例如受到诟病的哈佛“传承录取”制度（Legacy Admissions），使得白人群体为主的哈佛校友的子女入学率高达30%，远超一般入学率的6%，就被当作既得利益阶层的阴谋性制度设计。但哈佛作为运营资金有超过30%来源于校友捐赠的私立校，在其招生范围上考虑校友子女作为组合的一部分实在无可厚非。因此大学学籍分配有比“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族群争夺更广泛的维度。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确实值得反思，我们明白应试能力与大学培养并非同一能力，更与进入社会后的需要大异其趣。在应试中取得好成绩，服从纪律，拥有重复训练的韧性，恐怕甚至要强于对于人“智商”和“天资”的需要，不然县中模式的成功就无从谈起了。我们以“做题家”自嘲也正是来源于考试的如鱼得水和进入社会无所适从的差异。在美国也一样，他们的反思更远，一个SAT（注：美国高考）高分的人，无法等价于他比SAT低分的人更加优秀，所以如果设计一个与大学教育素质不匹配，也与社会需要不匹配的应试体系，虽然在条件上“平等”（equal），但是不是其实并不“公正”（justice）呢？将好的高校的资源当作一种社会资源分配，那么针对弱势群体直接授予一定比例的学籍之“转移支付”，就像金钱的补助、工作机会的补助一样，实际上更加“公正”。
这里还隐含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在自己的电台连续做了两期节目谈“群体内疚”（collective guilt），即优势群体，不管是族裔优势、经济地位优势等，前者在历史视角，后者在资本主义批判视角来看都是某种“既得利益阶层”，虽然并非该阶层中的直接加害者，甚至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害者，是否同样负担有某种群体内疚，因而有义务对其他族群进行补偿，也需要接受社会资源的“转移支付”。
不过通过那两期节目的反馈，我也明白现在面对国人讨论这个问题的土壤并不具备，在绝对“匮乏”的体感下，群体内疚的道理只会让人感到剥夺的恐惧。当然人同此心，在美国也是如此，因此推动“平权行动”的人又找出另一个道理，即教育的“多元化”，也就是说，在一所大学里，拥有多元的族裔、文化、禀赋、性格的人，实际上对里面的每一个学生都有好处，一种类似“生物多样化”的生机论、系统论逻辑。所以维持高校中各族裔人员的比例，是一种维持“多元化”的努力。我们在新加坡根据族裔配比的“政府组屋”政策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思路。
美剧《英文系主任》
可见在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上，已经拥挤地矗立了多少不同的道理，应试分配机制本身的单调、族裔间历史性的集体过错，学校环境的多元化。以及反对方掷地有声的简单两个字——公平。这注定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在短期获得足够共识的领域，在哪个国家都一样。该领域的攸关性，复杂和矛盾之尖锐，就成为制定教育分配政策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那么除了某些国家依靠行政权的强制力之外，如果一个社会还希望不断在审议性民主的过程中凝结共识，他们可以怎么做呢？答案恐怕还是得通过“周全”，因此最高院此次裁定“平权行动”违宪，可能并非就是要对“政治正确”进行纠偏，而是一面强化宪法中的“平等原则”，一面将教育的矫正正义引向其他方面。
在最高院的判词中，首要当然是重申宪法平等保护条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并认为种族间的平等对待并非没有例外，但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步骤，才可以构成这个例外。也就是说，将人区分为不同的种族对待，即便是为了“矫正正义”，也必须是一个慎重的决定。在接下来的判词中，最高院列举了当前举措的“不慎重之处”。例如让非裔拥有额外的入学权利，可能强化非裔是“规则外不当受益者”的刻板印象。且最高院也指出按族裔划分的弊病，例如“亚裔”的划分，就没有呈现出东亚族裔和东南亚族裔在没有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差异，非裔也并不具备同样特征，来自不同州的非裔差异非常巨大。多位法官都认可学校可以用很多方法来“弥补过去社会歧视的影响”，但都对族裔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方法表达了质疑。
且法官援引过去判例也说明，族裔招生指标作为实际上具有”歧视性“的手段，即便现在因为矫正正义合理，也需要有明确的退出期限，而现在的“平权行动”缺乏明显的退出时间。因此法官意见是虽然为了“矫正正义”冲击“平等原则”不是不可以，但先行的“平权行动”不管从周全性还是实际经验的有效性上，都无法证明是一个审慎的决定，其中很多关切是有道理的。
实际上美国高校在基于族裔的“平权行动”被裁定违宪后，其实还有很多中方式可以完成“矫正正义”和“多元化”目标，很多甚至效果可能好于简单的基于族裔的“平权行动”。例如实施基于收入的“平权行动”，招生比例依照经济地位划分，让更多低收入者家庭的学生有进入名校的机会，从统计数据上，有色族裔在低收入者中的比重也是显著的，且这样的转变可能能够达成很多人期待的目标，即白人底层应该意识到他们与有色族裔底层共同的利益，结成团结的联盟。还有可能更改现今的录取模式，用更整体的招生标准来全面审视（Holistic Review）学生素质和潜能，因而排除他们过去家庭经济地位可以赋予他们的优势，这也是美国很多学校当前正在努力的方向。还比如将学校的支持范围外延到特定的社区和特定的高中，达成伙伴关系，帮助在这些社区和高中建立对他们学生的支持等，这些虽然比简单的基于族裔的“平权行动”要复杂，但却可能更好地完成教育过程中矫正正义的实施。
因此最高院的这个裁定我能够表示一定的理解。这个理解当然超出了一些亚裔家庭觉得该判例将会对他们有利的简单看法，如果这个政策倒逼很多高校缩减SAT等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权重，更强化全面审视（Holistic Review）的比重，这对历来自认为在标准化考试上具有优势的亚裔未必是利好。
美剧《怒呛人生》
04
超过绝对利益和绝对对错
在一种过于简单的视野下，公共政策与个人的关系，要么是绝对的利益，要么是绝对的对错。我是个亚裔家庭，那么废除了非裔的招生标准，对我就一定是好事。或者可以在另一个逻辑下，论证对亚裔家庭是坏事。这种好坏利益当然是重要的考量，但如果个人对公共的理解以私利作为“绝对指标”，那我们迎来的就是个你死我活的社会。
在另一方面，价值观的绝对化与私利的绝对化实际上是类似的，活到这个岁数，大家应该都见识过太多在不同的问题上认为自己的主张绝对正确的人。有时候这种自信甚至比私利更加可怕。进步、秩序、发展、生命、和平，如果在某种阐释下成为不容置疑的绝对律令，道德反而成为了一种压迫和暴力。
所以一个混合政体的社会，不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可能找到绝对公共价值标准的社会，而是一个求得尽可能”周全“的社会。不管是其利益与资源分配的福利系统，还是其集成社会政策的决策系统，既非考虑绝对“效率”，也不可能有绝对“正确”，而是尽可能的“周全”。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我们的意见在一个系统中各自找到安生空间，且在动态中此消彼长。因此对应的，我们不把教育平权、族裔平权、性别平权和性少数平权看作有单一目标，单一正确性的“社会对抗”，将社会简单看作辉格史观下的“进步力量”对抗“保守力量”，最后结果就是你死我活。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由多种资源、决策机制互相咬合，往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系统，可能更可以理解社会变革中发生的种种变化。
所以最高院的判决和机制体现了这样的精神，以“权利法案”作为公约数进行考量，并维持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的平衡，州与联邦的平衡，维持重要的宪法原则。社会不可能完美，优化和解决问题将不断进行下去。一时的快慢和优势，不比一个“周全”的机制重要。
说了再多这依然是他山之石，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超越党派之争，超越一时利害，超越至尊价值的东西。我不知道这将如何在我们的社会实现，但更多人意识到这个视角的存在，总是一个好的开始吧。
青年志Youth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