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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如果北上广深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离开的人们还会回来吗?

已有 58 次阅读2023-5-18 16:12 |系统分类:时政

如果北上广深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离开的人们还会回来吗?

风声|如果北上广深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离开的人们还会回来吗?

作者|李井奎

经济学家、科普作者

5月12日,随着2022年广州统计年报的公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我国一线城市的最新人口数据就都公之于众了。这份公报显示,广州常住人口截至2022年末为1873.41万人,对比2021年末的数据,减少了7.65万人。

在此之前,根据深圳的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末深圳常住人口1766.18万人,同比减少1.98万人。此外,上海人口减少13.54万人,北京人口减少4.3万人。

至此,北上广深这四座一线城市均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

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人口流动性最好的一线城市,这种集体开始的人口流出局面,到底说明了什么?又是否具有转折性意义呢?

其实,北京和上海的人口负增长并非始于今日。北京是第一个人口减量发展的一线城市,自2017年开始,北京人口已经连续六年负增长,至今累计减少近12万人。上海此前也提出控制人口规模,除了2022年外,上海曾在2015年和2017年都出现过短暂的负增长。

但是,深圳和广州也加入到负增长的一线城市之列,多少让人感到不安。不仅这两座城市在过去十余年间,常住人口均增长了数百万,是全国增量最高的两座城市。而且,2022年的负增长,乃是深圳自1979年建市以来常住人口的首次下降,对广州来说也同样罕见。

城市人口规模将逐渐趋于均衡,维持在最优水平上

对于这种局面,若还以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为托辞,恐怕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解释。

首先,生活成本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高房价和高消费,一个生活在三四线城市的人自然会感到有压力,认为其生活成本高。但生活成本的高与低,只能相对于收入而言,如果收入较高,那么生活成本虽然比那些收入较低的城市来得高,人们就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压力。

其次,生活成本的高低由人口-资源相对多少决定。也就是说,生活成本之所以被抬高,乃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在追求太少的生活资源,市场通过价格的调节来反映各种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由此可知,生活成本的高低,反映的恰恰是人口的流入和流出。

此外,大城市人口规模也不会无限地增加下去。城市人口的增加,会为城市带来规模化的收益,庞大的经济体量往往意味着市场集中,经济的集聚效应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为城市带来更大的收益。

但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也会为城市增添运行的成本,当这一成本大到超过城市人口增加所带来的总体收益时,城市规模的扩张自然就会停止。于是,城市的最优规模就会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而不会出现继续增加或开始下降的情况。

风声|如果北上广深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离开的人们还会回来吗?

由此可见,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并不是人口负增长的原因,相反高生活成本反映的是城市人口增长的结果。一旦城市规模稳定在最优水平上,大城市中人的生活成本并不会无限上涨,也会趋于稳定,与大城市中人们的收入形成稳定的比例。

反过来说,小城市的生活成本低,也是小城市中人们收入与支出形成的均衡结果。离开具体的城市谈论生活成本的高低,是没有意义的。

撇开政府的人为限制,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的规模会稳定在一个与城市中人们的收入相适应的水平上。那么,人们的收入从哪里来?对于在城市间流动的人口来说,他们的收入恐怕主要还是来自于工作。

工作机会是关键,离开的人还会回来吗?

如果一个城市创造工作岗位的能力下降,那么,人们能从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也会下降。我们游牧时代的祖先是逐水草而居,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则是逐工作而居。就像当年顾况对白居易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但像白居易这样的有为青年,仍然络绎不绝地要到长安去,原因很简单,因为那里才有做官扬名的机会。与白居易一样,现代的青年人要想找到一份有前景的工作,当然也要到大城市去,那里不但工作机会更多,收入也更高。

而根据2022年8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7月份我国16-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19.9%,连续多月创下新高。今年5月份国家统计局最新就业数据显示,2023年4月份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为20.4%,比3月份上升了0.8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我国城镇就业的主力军中的一支——青年人的失业率是持续高企的,几乎相当于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中五个就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短期内不会有大的调整,那么,这一因素叠加失业压力,这些人口流出一线大城市就是很自然的趋势了。毕竟,离开一线大城市,至少可以减轻压力。

风声|如果北上广深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离开的人们还会回来吗?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工作从哪里来?

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经济时代,工作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部的需求,一个是来自内部的投资。

一般而言,一国国内如果不出现较大的自然自然灾害或政府刺激措施,来自国内的需求是不大会出现较大的变化的。但来自国外的需求则面临着诸多变动不居的因素,这类因素很可能会带来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减少了对国内劳动岗位的需求。

而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来自内部的投资则显得更为重要。这部分的决策是由企业家来完成的。

企业家投资开办企业,对未来的收益预期充满期待,一国经济对工作岗位的需求就会增加;如果企业家阶层对未来缺乏信心,他们就不会投资建厂,不会扩大经济规模,甚至为了安全过冬,还会缩小规模,把本来打算开展的投资项目撤下马来,这个时候,经济就会趋于萧条,失业也就随之而来。

如果只是外部需求出现了短暂的下降,企业家对经济的整体判断和未来的长远打算并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影响,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人们总是有一种干事的冲动,这就是所谓的“动物精神”。

在这种“动物精神”的驱使下,企业家总会在外部需求有所恢复时,迅速开始寻求新的经济机会,此时再辅之以适当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经济的复苏也就不远了。

那些离开这些一线大城市的人们,也会很快回来。当预期转好,收入增加,人口规模还会加大,不需要担心城市过大,因为它受那只“看不见的手”调节,会停留在边际最优的水平上。

危险的是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低迷变成了常态。这种情况下,投资萎靡将会导致经济长期失衡,资源配置的优化趋势受到阻碍,经济最终会稳定在一个低水平均衡上。

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一线大城市人口负增长的局面,就可能将持续下去,直至经济萎缩到另外一个均衡水平上,而庞大的失业人群也将成为那样一个时代伤痛的背影,希望这样的事不会发生。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编辑|刘军

风声


那些在北上广“逆行”的人


《我的解放日志》

《我的解放日志》

2023年春节过后,大城市人口迎来回流。仅以广州为例,从2月份开始连续35天霸榜全国热门迁入地,“广州人多”的词条也屡上热搜。这是在近年流行的“逃离北上广”叙事之外,另一种并行不悖的社会现象。

今天的文章将分享两段人生故事。故事主角分别是22岁和50岁,出于不同的初衷,他们都踏入了大城市的河流。

无意倡导任何一种人生模板,只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站在时间的两头,在最浪漫化的畅想和最风尘仆仆的生活之间,找到自己的坐标。毕竟,“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那些在北上广“逆行”的人

01.

县城没有畅想,只有应该

👧:饭饭,22岁,大四法学生

饭饭的老家在贵州的一个县城,人口流出率高,人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是打牌。去年她在县城经历了一场劫后余生,庆幸自己逃过了蜘蛛网般的诱惑。在即将步入社会的人生阶段,饭饭对未来抱有天真的期待,以下是饭饭的讲述。

劫后余生

去年大概有半年时间,我在老家县城备考研究生。刚回家的时候是宝贝,后面考研压力越来越大,我爸妈还逼迫我考选调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可他们总想让我每条路都走一走。我爸是那种官迷,很希望我进体制内。我妈想到我还没有工作,晚上焦虑得睡不着觉,这种时候就让人有点窒息。

县城是几乎静止的熟人社会,我这个长居在家的“读书种子”当然就成了重点关注对象。每次家庭聚会,我都要面对男性亲友喝酒喝得通红的脸,听他们对我的学业和就业发表自认为高明的指点,那个场景有点好笑有点可悲。

我本以为在家里,只有我妈会支持我的一切。但当我和她聊到,我的师范生朋友签了学校分房子,她说“要是你当时也读这个,我现在就安心了”。我愣住了,原来她心里还是希望我有份稳定的工作。

我们从来就没有职业规划这回事。小时候家人期许你以后要有出息,做个非同凡响的人。真的长大了,就会倾向你做个体面的普通人。

《只有吉祥寺是想住的街道吗?》

《只有吉祥寺是想住的街道吗?》

我有一个表姐,今年考上了我们县城街道办的事业编,工资3000出头的样子,家里所有人都敲锣打鼓地为她庆祝。此前的三年里,她参加过很多次考试,基本都以失败告终。没有人会责怪她啃老,只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没有办法,县城缺乏产业支柱,工作很难找。体制内的工作是最体面的,等级排行非常明晰。顶层是公务员,特别是两办、组织部的公务员,可以说前途远大。公务员里又分事业编和编外人员,然后才轮到大型国企。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好像都成了“二等公民”。

渐渐的,我心里产生了动摇。想的全都是考研失败了怎么办、过不了法考怎么办、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适应不了律师工作怎么办……在与世隔绝的洞穴里,洞穴外是可怕的野兽世界。我被同化了,那个过程非常恐怖,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我半推半就报考了选调生,最后榜上无名。家人安慰我再接再厉,我猛然发现自己成了县城里的一种典型人物——在家考公盼着上岸的大学生。但其实不考公不靠编的人,不也还活着吗?借着回学校考试的时机,我“逃回”了北京,像经历了一场劫后余生。

人活着总得做梦吧

我想到《红楼梦》里,贾宝玉会骂家里的那些读书人禄蠹。体制内就像蜘蛛网,吸引人爬上去,把人变成虫子。所有人都跟你说里面是很好的,但当你具体问起来,大家又都是支支吾吾的“你先进去,你考上再说”。它跟平常的招聘完全不一样,一点也不公开,搞得很神秘,你就会无限地想它好。

安稳可能是现在这个经济环境下很难能可贵的东西了。拿着3000块钱事业编工资的人会觉得很快乐,因为他能够保证自己永远拿到这3000块钱。我现在会有点排斥这种稳定性,如果都一眼望到头了,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同等薪水的工作其实不难找,除了吃喝拉撒之外,人活在世上总得做梦吧。

作为法学生,我还是有一点天真的想法,去维护正义的制度。如果做律师,即使为不正义的人辩护,本质上也是维护正义制度的一环。前段时间我去北京的银行办卡,工作人员知道我是学法的,就问:“你以后会做律师吧?”其实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做律师,但我喜欢这个问题导向的未知。

《我的事说来话长》

《我的事说来话长》

北京和县城还有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对人文性的重视。我从小躲着看了很多课外书,还挺恃才放旷的。每一次写作文,我都觉得自己在带着镣铐起舞,所以会故意在旁边附上一张草稿纸再写3000字。按理说,语文老师是最具有人文素养的老师了,但他们都会觉得我有点怪。

我也会写玄幻小说,然后被我妈撕掉,她觉得我不务正业。我当时第一反应不是难受,因为得先有人承认你的东西有价值才会难受。我感觉很难堪,做了羞耻的事情被人发现了。去年在家我学了申论,替我姨父写了篇公文,真的很像八股。但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写的东西被家里人夸。

在北京的文化氛围里,那些“无用”的东西也有价值。我的导师会跟我说“你的文字是很值钱的”,我在网上发了帖子会有编辑找我采访,也有人找我写图书推荐。这些事情很奇妙,在北京才会发生。

我喜欢北京随处可见的公共文化服务,很多不明所以的画展,各种各样的市集。这些充满温度的人的聚集,让这个城市变得有意思起来。相比较而言,我老家的文化生活有点贫瘠,很多人除了打牌,就是花大钱摆酒席,仿佛是活给别人看的。除了书籍和互联网,几乎没有别的文化的东西能给你了。那里仿佛没有畅想,只有应该。

02.

看看大城市每个人的脚下都是什么

👩:安阿姨,50岁,美容业从业者

安阿姨从46岁离开东北,不仅还清了家里十几万的欠债,还开启了新的人生可能性。接到采访邀约时她很害羞,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厉害,开玩笑说要“保持低调”。因为工作忙碌,她把自己的人生故事交给女儿卡卡讲述。

一地鸡毛

我妈是在46岁那年,突然决定离开东北去外地打拼的。在此之前,她过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最一地鸡毛的生活。

我们是龙凤胎家庭,我妈结婚前开的理发店,在我和我哥出生后关掉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她和我爸都要工作,家里也没有老人帮忙。他们要么轮流在家照顾我们,要么把我们带到理发店,都不是长久之计。当时他们常常是打着瞌睡,忘记到底喂了哪个孩子。

理发店关掉后,我爸进厂做了厂工,我妈卖了几年服装,后来又去厂里做库管。家里的经济状况,一直都是勉勉强强。我记得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偶尔还会去公园和肯德基,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

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连电视都没有。我妈不让我和我哥看电视,怕耽误学习,她和我爸也不看。家里本来有台电视,因为一直没有续费,直接报废掉了。我妈下班就是做做家务,看看报纸杂志,晚上八九点就睡了。

《坡道上的家》

《坡道上的家》

我妈和我爸经常吵架,主要还是为了钱的问题,有一种“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感觉。所以我们家的氛围,蛮压抑的。特别是我和我哥上高中以后,家庭开销一下子变大了。

我哥没有考上公立高中,但我妈想让他得到好的教育,就选择了私立高中,一年学费两万。我虽然考上了公立高中学费不高,但离我家太远了,也不能住校。我妈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房租要年付,一笔又是一万多。我们家那时候的存款只有几千,只能找亲戚借。等到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家里的外债已经有了十几万。

整个高中阶段,我妈的精神状态都很不好,被生活折磨到快不行了的那种。在厨房做着饭,怨气都能飘出去。我知道她也是没有办法,拿着两三千的固定月薪,推销保健品也收入微薄,欠了那么多钱感觉一辈子也还不上。那时候家里的每个人都歇斯底里,精神压力可以把房子压塌。

本以为我和我哥上了大学,我妈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没想到离开家半年,她的头发就白了一半,真的很夸张。我们不在家,她和我爸连饭都是随便对付的。那年春节特别难,我们全家人都在打工。就连除夕那天也都是下午回到家,才开始准备过年。

过完年没多久,我妈就拎着行李箱去北京做美容业。她说反正孩子都上了大学不用操心,她必须找路子赚钱了,老家那不好赚钱。我爸不同意,但我妈还是去了。

路是会越走越宽的

我根本无法想象,我妈会一个人去完全陌生的城市。她在那么熟悉的地方待了几十年,都没有赚到什么钱,出去会怎么样呢?

我妈刚到北京的时候,确实很不适应。不管是吃喝方面,还是人情方面。东北人性格比较热情,哪怕对陌生人也热情,但其他地方的人警惕性会比较强。再加上北京的美容业欺生,我妈待了一两个月,在亲戚的介绍下去了京郊近处的河北。

我正好在河北上大学,大二那年暑假我去找我妈,她已经是她们那个小店的店长了。她每天晚上都在微信群里开会,汇报店面业绩。如果是月末,还得要冲击一下业绩,动不动就是30万。如果是我,会被这个压力吓到,但我妈还挺自得其乐的。

也是这个暑假,我才发现我妈挺会销售的,经常能开出去几张几万的卡。她在按摩的时候会夹杂很多医学知识,顾客都觉得她特别专业。这些知识是她之前在东北推销保健品时自学的,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妈那时候一个月能挣一两万,店里提供宿舍,吃饭可以自己做,大部分的钱都攒了下来。不到三年,我们家的外债竟然还清了,还有了富余。

《金牌女王》

《金牌女王》

但是好景不长,疫情来了之后,我妈的店只能关闭。她又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一路南下去深圳。深圳的美容行业发达,大大小小的店很多,广东人也注重保养。而且大南方经济回暖快,我妈觉得那里可能有挣钱的机会。

她确实挣到了,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挣两三万。只可惜疫情动荡不明,我妈只能跟她的同行们天南海北地跑,都干得不太安稳。今年疫情一结束,我妈立马又去了广东。她说她想留在那里,再也不回东北了。

我妈就像换了一个人,不只是工作起来特别有能量,认知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的她偏执固执,很多事情明明做错了也不道歉。我一直很介意我们的家庭关系,可每次刚打开话头,她就会立马发脾气拒绝沟通。

今年她竟然愿意承认原生家庭对我的伤害,可能是因为内心更强大了,才平稳地接受了这件事情。她也不再要求我按部就班地完成那些所谓的“人生必选项”:考研、考公、考证。我想工作,她就支持我工作。

我这两年过得挺糟糕的,教培失业,考研失败,刚换工作就想离职。四月初我妈给我打了通电话,鼓励我来深圳闯闯。她说:“你来看一看大城市的街道,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什么,每个人的脚下都是什么。”她告诉我,路是会越走越宽的。

尾声.

“北上广”之外的生活,并非仅是都市人所幻想的慵懒田园诗。生活成本低、生活节奏慢,当然是县城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很多人遍寻生计不得,只能去往“北上广”谋求出路。他们的“逆行”,是更真实也更迫切的出走。

除此之外,县城的生活压力往往更加隐秘——复杂的人情往来,模糊的人际边界,繁重的同侪压力……县城与都市,从来不是孰优孰劣的选择。生活如饮水,冷暖自知。如何在安稳和自由之间权重取舍,是每个人一生逃不开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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