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斜口筒形玉器。图/牛河梁遗址发掘与研究课题组

1930年，26岁的梁思永留美归来，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此前，他在父亲梁启超的影响下，于哈佛大学攻读了七年的考古学和人类学。

史语所考古组是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考古机构。所长傅斯年在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并要求该所同仁需“去扩张材料，去学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在其成立的当年，考古组便在李济的主持下发掘了殷墟遗址，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刚到史语所不久，梁思永即投入了“东北考古计划”。因为1924年时法国学者德日进曾在赤峰林西发现过一处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的首选目的地便锁定在了那里。就在整装待发之际，通辽一带突然暴发鼠疫，阻断了行程。恰巧此时，中东铁路的俄籍雇员路卡什金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又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梁思永立马决定改道，即刻北上。

在昂昂溪，梁思永发掘了约200块陶片、一座墓葬及10余件骨器，并从地面采集了100多件石器和1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共出土标本1000多件。只是因为天气骤然变冷，发掘工作在进行了三天之后被迫停工。于是，梁思永取道通辽、开鲁、天山、大板，在38天里步行逾1000公里，一路南下，将工作计划重新拉回到了林西。

这是一趟极为艰难的跋涉，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永回忆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纵使如此，他却没有动过一丝放弃的念头。早在20世纪初，位于赤峰东北郊英金河畔的红山就引起了国外考古学家的关注，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法国学者桑志华先后到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了8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哈佛时，梁思永仔细阅读过二人的调查研究论著，对该区域关注已久。

然而当梁思永终于到达林西，找到了被当地百姓叫作“哈拉海”的沙窝子地时，西北风也刮到了那里。突降至零度以下的气温将遗址地表的土层冻得非常坚硬，无法开掘，只能转而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的采集。

梁思永

梁思永主要考察了红山东沙窝和英金河北岸的北沙窝两处遗址，采集了一批石器、细玉器、陶器，并绘制了地形地貌图。凭借这些收获，他在1934 年写出了《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将红山遗址上的史前文化划分为西辽河上游、热河及松花江以北地区的考古学区域文化，并阐述了这一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原本，梁思永计划着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可以做进一步发掘。未曾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自己也患上了肋膜炎，一病两年。在那篇报告里，他无限伤感地写道：“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东北四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

长城以北这片土地上的古老文明，刚刚被掀起神秘面纱的一角，就这样再次淹没在了历史的风沙之中。

“玉笔筒”引出的大发现

在梁思永的东北考古因战争陷入停滞时，一位名为佟柱臣的凌源中学历史教员，凭着对考古的一腔热爱，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单枪匹马地在赤峰、朝阳进行了大量调查。1943年，他发表了《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和《凌源新石器遗址考察》等文章，大胆做出预言：牛河梁地区必有大器出现。不过，由于当时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局，加之这些文章又发表于日本报刊和伪满刊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1955 年，考古学家尹达出版了专著《中国新石器时代》。根据梁思永的意见，书中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一章补说，其中指出，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自此，“红山文化”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命名。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蜘蛛山、夏家店、药王庙、金龟山、富河沟门、南杨家营子、西水泉、三道湾等一系列遗址被陆续发掘，不断丰富着红山文化的内涵。不过，在当时考古界的普遍认知中，中华文明的源头仍在于黄河、长江流域。“红山文化虽然发现得很早，但是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北方地区的一种地方文化，可能受了中原的影响，但本身没有很发达。”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之一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79年5月，辽宁省启动了计划四年完成的文物普查，先从文物分布较多的朝阳市的朝阳、凌源、喀左三县开始，并召集全省各市、县、区派学员参加培训。普查中，喀左县发现了609处遗址点，并在其中24个点采集到了红山文化陶片，有几处采集到的陶片较为丰富，且多彩陶，兴隆庄章京营子大队下面的东山嘴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秋天，文物普查队对东山嘴进行了试掘，很快便发现了一片由方整石块砌筑的石墙。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郭大顺，是那次试掘工作的领队。看着逐渐露出的遗迹，他当即感觉东山嘴遗址不仅特殊，而且很不一般。“因为它南边是一个圆形的（建筑址），北边是方的，然后东西对称，有个中轴线，这很重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彼时对红山文化的认识还只限于其是与仰韶文化同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但眼前的建筑布局不仅同仰韶文化的向心式完全不同，甚至与后世的建筑布局具有诸多相似特征：“这等于跨了好几步。”

除了石砌的建筑址，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形制各异的彩陶器，以及前所未见的人体陶塑像、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鸟形饰件。郭大顺意识到他们所捕捉到的分明是文明的信息，于是在年底普查总结汇报会上，他试探性地提出了东山嘴遗址与史前祭祀和文明起源的关系，这也是他第一次将红山文化与文明起源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1981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郭大顺再次负责起建平县的工作。在时任朝阳市文化局局长宫殿东的组织下，他给全县32个公社文化站长做了一次普查前的培训，特意强调了寻找红山文化玉器出土地点的重要性。话音才落，富山乡文化站长赵文彦便在课堂休息时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附近马家沟老乡家有一个“玉笔筒”。直觉告诉郭大顺，红山文化玉器更直接的考古证据可能要露头了。

第二天培训一结束，郭大顺就跟着赵文彦和文物干部李殿福一起骑了15公里的自行车赶到马家沟。在生产队队长马龙图家，他见到了那个“玉笔筒”，正是他们苦苦找寻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最重要的一类——马蹄状玉箍。继而他顺藤摸瓜，在挖到玉器的地方——建平与凌源两县交界处一座名为牛河梁的山岗上——发现了人骨，简单清理过后，一座东西向、长2米、宽0.8米的石棺墓葬露了出来。

墓主人头顶部的左侧，置有一件玉环，所有特征都与红山文化遗址常见的石环相同。墓上的深灰土层只有0.2米~0.3米厚，土层内存有彩陶筒形器残片。一切证据都明确地指向了红山文化，尽管在此之前红山文化还从未有墓葬被发现过。郭大顺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日子是4月8日，这个地点后来编号为牛河梁第二地点，这座墓则编为第一号冢第一号墓。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是郭大顺在北大读书时的导师。两年前刚刚发现东山嘴遗址时，郭大顺便写信告诉了他。彼时的他正在酝酿日后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观念的“区系类型”理论，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从北方寻找中国古史突破口。东山嘴的出现仿佛一道倏然降临的指向标，大音希声般地提醒着他，中华文明起源可能会在辽西找到答案。1983年，他踏上了东山嘴的土地，并在随后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明确提示：要在喀左、凌源、建平三地交界处多做工作，会有更惊人的发现。“苏先生称这个交界地区是考古的金三角，促使了我们当年秋天（正式）开始发掘牛河梁。”郭大顺说。

惊人的发现的确很快呈现在了世人面前。首先是第二地点又挖掘出一座墓葬，出土了两件玉雕龙和一件马蹄形玉箍；接着，通过对墓葬群的进一步发掘，考古人员发现牛河梁的墓冢并不是其他史前文化那样的土坑墓，而是独特的积石冢，有石块砌筑的冢界，形状有方有圆，有双冢相迭相套，尤其是有封顶堆石和堆土压在墓上，结构较为复杂。此外，在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的墓冢之间还发现了祭坛，其中第二地点的祭坛是用一种红色的安山岩石并立砌筑，有如石栅，立石共有三圈，由外向内层层高起，所用的石块也逐层变小一个规格。

牛河梁遗址中心大墓。

更加重大的发现是女神庙的出土。在距二号地点西北约一公里，牛河梁主山梁的中心部位，一个由主室、左右侧室、北室、南三室联为一体的多室布局遗址，在被清理掉50厘米厚的表土层之后显露了出来。由于遗址表面即散落着壁画和精致的彩陶大器碎片，加上在西侧室、主室、北室、南单室都发现了猛禽猛兽和人形的泥塑残件，可以确认这是一处供奉偶像的“神居之所”。它的南北长25米，东西最宽处9米，最窄处仅2米，比已知的史前时期房屋复杂得多。从炭化的木柱、被烧流的陶器分析，这座建筑上部曾被一场大火烧毁，仅保存了地下部分。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女神头像。

11月2日上午，在对主室西侧的挖掘中，一个仰面朝天、双目圆睁的完整人头塑像重见天日。头像存高22.5厘米，相当于真人大小，从背部断面看是以竖立的木柱作支架进行塑造的。高浮雕式的头像额部隆起、额面陡直、面颊丰满、下颏尖圆，耳较小而纤细，极富女性特征。“她”就是几千年前红山人的女祖，也是当初这片遗址上祭祀的对象。在后来的文字中，郭大顺这样描绘过女神的样子：“面部呈鲜红色，唇部涂朱，为方圆形扁脸，颧骨突起，眼斜立，鼻梁低而短，圆鼻头……上唇外呲富于动感，嘴角圆而上翘，唇缘肌肉掀动欲语，面颊则随嘴部的掀动而起伏变化，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和神秘感。尤其是眼球的处理上，在眼眶内深深嵌入圆形玉片为睛，使炯炯有光的眼神，一下子迸发出来，更是神来之笔。”

至此，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彻底震惊了考古学界。四十年前佟柱臣被忽视的预言到底被验证了，而梁思永的壮志未酬，也终可借由后辈同仁的求索得以继承与了却。

一场文明起源的大讨论

1983年底，牛河梁遗址的发掘材料被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任所长的夏鼐在看到女神庙和女神头像的照片后，立即委派了技术室负责人和科研处负责人赶往牛河梁，要求其对遗址的年代进行反复验证和科学测定。1985年3月，碳14测定结果确认，牛河梁是距今5000余年的红山文化遗址。

自1959年发现二里头遗址起，拥有实证的中华文明史就被定格在了距今4000多年前。牛河梁遗址的测定结果，直接将这一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用苏秉琦的话说，这是“东方文明的新曙光”，是“中华文化的火花”。面对牛河梁遗址必然会引发的重要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苏秉琦甚至还在1985年5月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即将开始。

女神头像出土现场。

“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1986年7月24日夜，新华社发布了电讯，介绍牛河梁遗址的新发现，称“五千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又以三分钟的时长进行了播报，《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发表文章称：“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线索”。随后，港台地区及日本、东南亚等国纷纷加以转载并配有专家采访。“牛河梁遗址的发现，等于把整个的红山文化推到了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郭明说。

除了对文明起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改写，牛河梁遗址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还在于它在多个维度上表明着一种中华文化的贯通与延续。

从20世纪初起，红山文化玉器就在海内外一些收藏家和著名博物馆中有所收藏。但这些玉器都来自民间，而非正式的考古发掘，因此其出土的墓葬情况以及地层关系都是未知数，断代年份也就一直无法破解。直到牛河梁墓葬玉器的出土，才使一切变得清晰起来，也经此展现出了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特征。王国维曾解释过“礼”字是“象二玉在器之形”，又说创造“礼”时，有“以玉事神”的含义；历代礼制的滥觞《周礼》，也明确记载着：“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从这个角度看，红山文化玉器已具备了后世的“礼”之雏形，“惟玉为葬”的实质其实是“惟玉为礼”。

在建筑格局上，牛河梁遗址中被苏秉琦称为“海内孤本”的“坛庙冢”，也与传统城市规划有着诸般相似。首先，“坛庙冢”的布局明显有一条南北中轴线，而且庙在北、坛在南，这种“北庙南坛”的设置直到明清时期都一直保持不变。其次，“坛庙冢”的存在如同明清时期北京城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一般，无不显示着敬天法祖的意识与文化。最后，牛河梁的祭坛不同于东山嘴等其他遗址，坛基起三层，在形制上与明清北京天坛的圜丘坛极其相似。1992年郑孝燮、于倬云、朱希元三位古建筑专家在看到这座坛就曾感慨，此前所知古建筑起三台的最早实例是燕下都，现在看来要提早两千多年了。不久，于倬云在一篇论述北京故宫建筑制度的文章中，更是称牛河梁这座圆坛的作法，是中国古建筑三台的“鼻祖”。

正因如此，苏秉琦当年站在牛河梁的山岗上看着眼前的“坛庙冢”，才不禁赞叹：“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

当然在学术范围内，对于牛河梁遗址作为中华文明起源之一的观点也存有一些争论。比如有学者便认为，“尽管牛河梁遗址有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存在，但在五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人类的居住遗址，在这种情况下尚难于全面地衡量它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像城市、文字、金属器那些基本要素，在这里也是完全缺乏的，因而像‘文明的曙光’ ，‘文明黎明’或‘原始文明’一类的提法，似乎还难以成立”。还有学者认为，“尽管红山文化出土了大型的祭祀遗址，但还不具备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牛河梁遗址出土文物。图/FOTOE 视觉中国

“我们看到的牛河梁是一个特殊的遗迹，它是祭祀礼仪性的。它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的确是我们没有发现的。依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觉得也很难发现等级、规模可以相匹配的一个大型的聚落群。”郭明承认这些争论和置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她同时觉得，在现有的讨论中可能忽视了一些地理因素和历史可能性：“牛河梁遗址所在是辽西的丘陵山地，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沟壑多。虽然一面山坡可能是平缓的，但整个区域的面积很小。即便是现在，这个区域的村子分布也是在一个大的行政村下面包含十几二十个村组。所以当时的居住模式，可能也和现在相似。（此外）对于红山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偏重制度和精神领域的建设，常住人口有可能是为整个区域的特殊建筑服务的。”

而在郭大顺看来，未能发现的居住遗址或许恰恰说明了牛河梁文明的发达程度：“一般的生活遗址可能距离比较远，（因为）它的祭祀是独立的，不和生活区搅在一起。”他认为，牛河梁遗址不仅可以确信代表着文明，更应该是红山文化的中心：“它的北南东西都有红山文化遗址，它那个位置也是四通八达、交通中心。”

事实上，围绕牛河梁遗址的争论本质上依然系于“文明标准”的问题。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尺。尽管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开始反思旧学说，中国学者也尝试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标准，但对固有体系的打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为加持。在这一点上，牛河梁遗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实现举世公认、无可动摇，还得依靠其自身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

新的启示与待解的课题

有关牛河梁的未解之谜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第十三地点的金字塔式巨型建筑遗址，其性质和内涵仍有待于进一步确定，对其原始结构造型也需要更为清晰的了解；再比如，女神庙当初只是做了试掘，一直没有正式发掘，整个遗址群范围内外尚未进行详细的普查，采石场、玉作坊、陶作坊之类遗址更是无从谈起。正如当初考古工作的技术顾问王序曾说，牛河梁遗址就像一张大馅饼，只刚刚咬了一口。

从1981年发现、1983年开始发掘，牛河梁遗址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持续到2003年才结束，之后着手整理工作、编写报告。就在接下来的2002年，一个迄今为止中国考古领域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的综合研究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旨在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

2017年，牛河梁遗址重新开始发掘，郭明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到这项工作中的。这一次重启，不仅是辽宁考古力量接棒前辈的一次全新出发，也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前景。

2020年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启动，牛河梁遗址被列入了“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程研究”子项目；次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也将牛河梁遗址囊括进来。这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两个项目。前者关注文明化进程的普遍特征，重点是文明化进程的某一断面（某一个时间段）较大空间区域文明的特征和图景，以点带面；后者研究的空间范围明显较小，但时间范围涵盖红山文化形成、发展至衰落的这1500年时间，所涉内容更加全面、庞杂。但殊途同归的是，它们都昭示着对牛河梁的进一步探索不再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的工作，而是更高层面上的一项持续性工作。

郭大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他们一共划定了16个地点，挖了4个试掘了2个，其余都没动，后来陆续又发现了27个，整个牛河梁目前共有43个点。50平方公里的遗址群，至今的发掘只占到了1/8。

而据郭明介绍，近几年的发掘工作主要还是在第一地点进行，并且已在2号建筑址发现了6万多平方米的9座台基。这些台基呈现着由南向北、沿等高线由低向高逐级修建的原则，整个建筑址的最高点为编号TJ1的台基。在此之前，女神庙被认为是和附近的台基各自独立存在的，但根据新的发现，女神庙其实位于TJ9台基之上。并且他们推测，从目前发掘情况看，每个台基上应该都有建筑，而且可能比女神庙更为宏伟，只是具体的建筑形式目前尚且无从得知。

如果这些推测和设想能够得到考古证据的证实，无疑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仅可以表明当时的红山先民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还可以证明第一地点是牛河梁遗址最高等级的祭祀场所之一。“对第一地点的重新发掘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示，我们对牛河梁遗址的认识是在不断加深的。”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台基，关于牛河梁遗址的认知还有一些其他的更新，具体内容需等待国家文物局的对外公布才能知晓。未来几年，郭明他们准备继续将遗迹的调查进行下去，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不同遗址点之间联络的方式。不过她也表示，相比之下，目前遗物的发现比较稀少，仍然需要继续总结。

牛河梁遗址出土文物。图/FOTOE 视觉中国

“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越来越成熟，我们也希望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获取更多的信息，比如对积石冢内人骨的DNA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埋在一处的这一群人，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进而认识到红山社会到底是血缘群体还是地缘群体。”

考古之外的许多问题，也在等待着郭明和她的同事乃至他们的后辈，用一代代考古人的力量去摸索和解决，例如关于遗址的保护。

1986年时，辽宁省人民政府第169次省长办公会议通过了将牛河梁50平方公里内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1988年，国务院又将牛河梁遗址公布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国家文物局和辽宁省人民政府确定以牛河梁遗址8.3平方公里核心保护区为依托，正式启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但这并不意味着牛河梁地区的遗址保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有专门机构管理，牛河梁遗址保护区范围内要好一些。这个区域外面，我们新发现的一些遗址则面临一些问题，就是农村的平整土地和深耕，还有梯田。因为我们的调查发现是有限的，可能今年基于地表的保存情况没有发现，如果明年土地做了深耕，可能就会发现比较多的陶片，但是如果下一年再耕一次，这个区域就会被破坏掉，这的确对遗址保护是非常不利的。”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还有，我们面对的红山文化，是土质遗址和石构遗迹混合的这样一种遗迹类型，怎么保护这类的东西，我们也在做尝试。”

一切都没有现成的答案，无论是红山先民留下的千古迷雾，还是当下现实构成的种种挑战，都像是一道道需要精细分析、严密论证的课题。

记者：徐鹏远

中国新闻周刊

八千多年前的骨笛出土：那时的中华文明超出想象

2001年7月，刘正国在中科大为第二批出土的骨笛（一说“骨龠”）实物测音。供图/刘正国

在一些考古学者看来

如果说中华文明形成于五千年前

那么贾湖遗址告诉我们

在八千多年前

已经出现文明的曙光

刘正国把乐器举到嘴边，全场安静，一串高亢嘹亮的声音飘了出来。9月28日，东方卫视《何以中国》特别节目上，刘正国吹奏了一首为这种乐器量身创作的乐曲。

这支乐器只有筷子长短，由大鹰的尺骨制成，温润淡黄。他称之为骨龠（音同“悦”），更多的人称其为骨笛，源自河南舞阳贾湖。八九千年前，贾湖先民发明了这种乐器。

1986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古墓葬里首次出土了骨笛。当时的人们用丹顶鹤等禽类尺骨为材料，截去两端关节，取中间一段直骨，钻上两个至八个孔洞，制成了音阶准确的乐器。2001年，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演奏家刘正国第一次举起骨笛，吹响了八九千年前的声音。

贾湖因为骨笛名震天下。这处遗址被视为新石器时代前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1999年，英国《古物》杂志发表贾湖骨笛研究成果，并以骨笛照片作为封面，打开全球知名度。因为骨笛，以及甲骨契刻符号、绿松石饰品等文物，贾湖遗址显示了较为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处遗址距今9000年至7500年之久，八九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上，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远超我们想象。

在一些考古学者看来，如果说中华文明形成于五千年前，那么贾湖遗址告诉我们，在八千年多前，已经出现文明的曙光。

今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的话题愈发被人关注，用考古学证明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被公众所知。而考古学者早已将文明起源的探寻上溯至八千年前。透过贾湖，我们可以看到八千年前最领先的族群如何生活。

最震撼的证据

刘正国对第一次摸到贾湖骨笛记忆犹新，那是2001年7月一个酷热的日子，当时他正在合肥，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邀请，去往该校的专家楼，桌上摆着三根骨管，上个月刚从贾湖考古工地带回来，屋子里还搬来了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台电脑。

他是被邀请来为骨笛测音的。他是知名演奏家，专长笛子，但研究龠、筹等古代乐器已有将近十年。连续两晚，他依次演奏了三支出土的骨笛实物，这可是八九千年历史的珍贵文物，他拿起时都有点发抖。

这三支骨笛分别是无孔、二孔和七孔三种形制，众人最期待的是七孔骨笛。那根七孔骨笛通体棕亮光滑，古朴漂亮，曾经整体断为两截, 此时已经修复好。历经几千年掩埋, 骨笛已经接近石化, 声调略高，刘正国对嘴一吹，声音比他想象得还要清脆嘹亮。

那两晚，他乐此不疲地吹奏了十几支曲子，都是《梁祝》《沂蒙山小调》《春江花月夜》这类民乐曲。他翻来覆去变换吹奏角度，尝试各种宫调，力图穷尽骨笛发声的可能性，越吹状态越好，“胜于丝竹”。最后，他大胆尝试了更为复杂的“翻七调”——将一首曲牌的曲调进行七个调门的翻奏，通过七次翻奏最终返回起始调，是一种高超的民间演奏技巧。七孔骨笛完成了复杂的“七调还原”过程。刘正国得出结论：七声齐备，叹为观止。

这次测音的主持者是中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王昌燧，监测者是同系教授张居中，他也是贾湖遗址考古发掘领队。1984年，贾湖遗址第二次发掘时，张居中从郑州大学考古系毕业进入河南考古所刚满两年，任第一研究室副主任，初次进入贾湖遗址，担任考古发掘现场实际负责人。一直到2013年，他领导了七次贾湖发掘，是最懂贾湖的人。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地理位置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古时水系发达，地形平坦，是宜居之地。贾湖遗址北面是宽阔的沙河，自西北汹涌而下，环绕东行，一泻千里。灰河从遗址西面蜿蜒而过，注入沙河。南面的泥河离遗址最近，仅一公里，贯穿舞阳县全境。贾湖村西南有一片小湖泊，即是贾湖。贾湖遗址周边堪称水草丰美，动植物种类丰富。然而这里也是洪水泛滥之地，最终也是因为一场巨大的洪水而被废弃。

贾湖遗址最早于上世纪60年代露出端倪，舞阳县文化馆文物干部朱帜下放到贾湖村劳动时，经常在沟坎、井壁上发现红烧土、红陶片等遗存。70年代中期一场大洪水，将贾湖村的房子冲得只剩一间，重修护庄堤时，石器和陶器不断出土，再次引起朱帜的注意，他向河南省文物局作了汇报。

1983年，贾湖遗址考古发掘正式启动。从1983年到1987年，贾湖连续进行了六次发掘，最重要的文物都在这段时间被发现。21世纪以来，为了配合考古系学生实习和遗址公园建设，贾湖遗址又于2001年和2013年开展了迄今最后两次发掘。

考古工作者在贾湖遗址找到了40多支骨笛，大量龟甲碎片——其中有的留下了人为刻划的符号，陶、石、骨等出土物共计5000余件。八次发掘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略小于半个足球场，大概占整个遗址5.5万平方米的1/18。对于考古遗址来说，这已经算是较为充分的发掘了，很多大型遗址半个世纪才揭开百分之一。

在中国考古史上，贾湖遗址是距今八九千年时间段上最为发达的远古聚落之一。彼时新石器时代刚刚揭幕两千余年，人类不久前才从洞穴里走出来，正笨拙地开辟农业，尝试着种植植物、驯化动物。而贾湖却展示了一幅并非全然原始落后的面貌，超越了人们对于文明起步阶段的认识。

“在我看来，那是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陶器、骨器、绿松石的制作，尤其与天文历法、占卜有关的出土物，给我们很大的冲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在八千年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震撼、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贾湖。

今年10月，在贾湖遗址的地面上，一座俯瞰如迸溅水滴的贾湖遗址博物馆正准备试运营。贾湖遗址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武艳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迸溅的水滴寓意贾湖文化是“九千年文明之源”。贾湖遗址博物馆位于贾湖考古遗址公园内部，284公顷遗址公园中最具吸引力的景观，无疑是保护下来的发掘探方。一条木栈道贯穿发掘区域，参观者可以深入考古第一现场。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复制品被还原为出土时的状态，呈现出逼真的现场感。

武艳芳说，贾湖遗址博物馆将有400余件套藏品可供展出，包括炭化稻米、契刻符号、成组龟甲、叉形骨器、陶鼎、绿松石等。一支七孔骨笛，堪称镇馆之宝。

骨笛或骨龠？

对贾湖骨笛的研究持续至今。它拉长了中国的音乐史，也为中国考古学带来新鲜的元素，更让我们对远古社会的想象变得具体而鲜活。“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应该是比较丰富的，也是很惬意的。虽然物质条件还不太丰富，但远远不是我们想象中贫瘠乏味的原始景象。”中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贾湖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张居中说。

骨笛是在贾湖的第四次发掘中出现的，当时是1986年春天。五一劳动节那天，考古人员杨振威和技工贾分良急忙来找张居中，说挖出了两支“笛儿”。张居中不解其意，下到探方看了看，果然有两支骨管，放在墓主人左股骨两侧，骨管一侧都钻了7个孔。看似笛子，但没有吹孔和笛膜孔，显然不同于现代横笛；也不是箫，因为没有吹奏用的山口。

贾湖保护展示区一角。 图/视觉中国

贾湖 遗址博物馆内的“贾湖九千年”沉浸式剧场。 图/贾湖遗址办

更多的骨管陆续出土，大家一时不知道怎么称呼，发掘日记上有的记为“穿孔骨管”，有的写做“笛形器”“箫形器”，也有人直接记作“骨笛”。

恰巧同年8月，一批中国音乐史界的权威专家来到郑州，参加纪念明代音乐家朱载堉诞辰450周年的会议。张居中与两位同单位的考古专家，带着一支保存完整的骨笛，来到音乐家下榻的郑州国际饭店，请他们鉴定。那天晚上，他们敲开了住在一楼的一位专家的门，这位专家看了看，摇摇头说，管细孔小、声音比较尖，可能不成音列，也许是打猎时模仿动物声音的骨哨，不是乐器。一盆冷水浇下来，他们不好意思再找其他专家献丑了，悻悻而归。

那年头，各地发掘出了稀罕的文物，都会专程带到北京，请顶尖的考古学专家们过目鉴定。 1987年夏天，张居中与河南考古所的领导、同事带着几件出土物前往北京，拜访考古、古文字和音乐界专家，所带的出土物包括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支七孔骨笛，三片契刻符号较成型的龟甲，以及一支柄形石饰。

他们找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萧兴华，萧第一眼见到这支骨管便大吃一惊，因为其构造与新疆哈萨克族的乐器斯布斯额和塔吉克族的鹰骨笛极为相似，他当场就称之为骨笛。萧兴华又带着他们去中国民族乐团找团长刘文金，排练中场休息时，刘文金找来几位管乐手试吹。前六个乐手都没吹出声音，第七个乐手宁保生拿着骨笛，觉得接近于河南民间乐器“筹”，应该斜吹，试着将管口倾斜45度。声音出来了，而且吹出了音列，音准无误。

萧兴华说，衡量音乐文化的标志，是音阶的形成。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四声音阶，主要用在劳动号子上。为了用声音表达更复杂的情绪，人类将四声音阶发展成五声音阶，音乐文明由此翻入新的一页。而贾湖骨笛的测音结果表明，它已经能奏出完整和相当准确的五声音阶。可以说，在贾湖遗址的年代，居住在中原的先民早早地进入了音乐文明时期。

在世界范围内，多个大洲的远古先民各自都发明了骨笛。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骨笛，可以追溯至近4万年前。2008年，德国蒂宾根大学考古团队在德国西南部Hohlefels遗址的岩洞中发现了一根约3.5万年前的骨笛，原材料为秃鹫翅骨，长约22厘米，有5个按孔。法国比利牛斯山脉出土过22根距今约3万年前的鹿骨骨笛，奥地利也发现了1.9万年前驯鹿胫骨制成的骨笛。一些考古学者认为，骨笛或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

第一次见到贾湖骨笛几个月后，萧兴华约定音乐家黄翔鹏、童忠良和两位工程师专程前往郑州，带着当时最先进的测音仪器——Stroboconn闪光频谱测音仪为骨笛测音。整整一周时间，他们对骨笛进行了音序测试，还录下了河北民歌《小白菜》的调子。相当准确的音高和坚实嘹亮的音色，令在场的人大为震惊。初步研究结论为，贾湖骨笛是一种乐器，这一发现可以改写中国音乐史，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从此，在音乐史学界，贾湖骨笛被视为中国音乐文明的源头。

另有一件或许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 关于骨笛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声音，主要来自于刘正国的坚持。 笛在文献中出现较晚，《诗经》《左传》等先秦古籍有关音乐的记载中，涉及“笙、箫、龠、管、篪”等众多古代管乐器，却并没有笛。 汉代马融在《长笛赋》中说，“笛生乎大汉”。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黄翔鹏曾就贾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一个祖先有很多后代，不应以其中一种后裔之名给祖先定名。 贾湖骨管是中国管乐器的祖制，不应该用晚出现的名称为早出现的乐器定名。 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种后代的名字，就以当下最自然、最简单的命名，称“笛”即可。 就此中止了当时对贾湖乐器定名的讨论。 但刘正国认为，以笛来命名，显然同样难逃“以后裔之名为祖先定名”之嫌。

刘正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决定一件管乐器名称的关键，在于形制和吹法，吹法尤其重要。贾湖骨管的吹法与笛截然不同。笛无论竖吹还是横吹，都有吹孔，吹孔可以管理气流，使得声音纯净通畅。而贾湖骨管没有吹孔，两端直通，吹奏时需要稍微倾斜，气息才能畅通。如果竖吹，气息在管端受阻，发音挤压太大，是硬逼出来的声音,音量尖细微弱,音域也不够宽阔。因为吹法导致的发音方式的不同，形制类似的管乐器拥有了不同名称，比如笛与箫、管、篪的差别。他因此认为，既然贾湖骨管与笛的吹法差别甚大，应该有别的名字。

根据刘正国的考证，贾湖骨管应该是龠。文献中有“龠如笛”的记载，两者外形相似。龠是上古乐器，演变为宫廷雅乐的乐器，在先秦文献中已有大量记载，甲骨文中也常见。但秦汉以后龠迅速式微，到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唐朝，已经见不到只言片语。郭沫若曾对甲骨文的“龠”做过考释，他从字形来看，认为龠“像编管之形也”。此后，学界遵照其意见，认为龠是排箫那样的编管乐器，流传两千余年“龠如笛”的单管之说被废弃。刘正国认为，郭沫若的说法是一种误读，只是依靠字形释读，并没有对音乐史的严格考证。

对于贾湖骨器的命名，张居中也没有很确定的想法，他说考古界尊重音乐界的意见。“音乐家们什么时候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就跟着他们叫。没达成意见，暂时就先叫做笛。”

后来这么多年，学界未再就定名展开重新讨论，似乎这只是一件不太重要的事。唯有刘正国多年来一直执着于此，“只要是真的，他们迟早都要接受。”他多次对河南省博物馆提过，他们那支作为镇馆之宝的贾湖骨笛，就算不改名，也应该把“龠”的提法附在后面。

贾湖的精神世界

贾湖骨笛有一种横空出世的姿态，很奇特、很先进，但很难与前后时代的文化现象产生勾连或联想。但龟甲就不一样了，龟甲注定会让人联想到甲骨文。龟甲上是否有文字，是当时贾湖考古工作者最挂念的事情之一。考古专家贾洲杰戴着老花镜，在探方下面，他经常把老花镜反过来当放大镜，查看新出土的龟甲片上有没有字迹或刻痕。

突破发生在1987年5月，一座老年女性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类似剑柄的石器，顶端弧面上清楚地刻着一行符号。工地上一片欢腾，当晚买酒买肉加餐庆贺。更重要的发现出现在次日上午，张居中在一座墓葬清理随葬龟甲时，一片龟腹甲上隐约透出刻痕。他按捺住激动，捧着龟甲去旁边积水的坑里，用刷骨头的刷子蘸水清洗了一下，一个“目”字形符号浮现出来，与甲骨文的“目”字几乎完全相同。随后，其他墓中出土的龟甲片也发现了刻痕，骨笛、杈形骨器、石器和陶器上也陆续发现了符号，一共有十几个。

甲骨文出土于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距今3300年左右。从贾湖到殷墟，隔着漫长的五千年，甲骨文会是贾湖龟甲符号的后裔吗？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这正是牵动中国考古界的重要谜团之一，“贾湖龟甲上刻画的符号，跟甲骨文同属方块符号系统，中间五千年的间隔到底怎么来看？”

1987年，张居中带着骨笛去北京鉴定那次，也带上了三片龟甲。他拜访了多位古文字学家，得到三种意见：一种以甲骨文专家胡厚宣为代表，认为就是当时的文字；一种以古文字学家李学勤为代表，认为应该是具有一定原始文字性质的刻划符号；一种以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为代表，认为只是一种记号。对于贾湖符号是不是文字，暂无定论。不过很多学者认同，贾湖龟甲的功能与殷墟甲骨类似，都是占卜。张居中的观点是，贾湖的契刻符号分记事、记数和占卜三种用途。

贾湖龟甲还有一处令人吃惊的设计：随葬龟甲数目都是8、6、4等偶数组合，龟甲内大多还放有数量不等的石子，显然是一种仪式的反映。中国古代占卜术有两大系统：灼卜和筮占。灼卜需要火烧，如殷墟甲骨；筮占与数占关系密切，使用数字组合变化来预测吉凶，并由此演变成八卦。张居中在考古报告中提出，贾湖遗址盛放着石子的龟壳，可能就是一种数占法。“灵龟”被认为是可通天地鬼神的灵物，将特定数量的石子放入龟甲，或许是为了与神灵沟通。不过另一些专家认为，石子可能是发声用的，即所谓“龟铃”。

1987年春，贾湖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现场。 供图/ 张居中

张居中推测，贾湖人饮酒，也是为了通灵之用。考古工作者在贾湖陶器中提取出了类似于酒的化学成分，证明贾湖人饮用一种由稻米、蜂蜜和果实制作的混合发酵饮料。张居中认为，贾湖出土的龟甲、骨笛、杈形骨器等器物显示，贾湖社会中萨满教性质的巫术之风盛行，这些器物可能是巫术仪式上的道具。巫师在主持巫术仪式时，需要借助一些可使人尽快达到颠狂的通神状态的道具，于是酒就应运而生了，饮酒常常是很重要的程序。

占卜、通灵、原始宗教的产生，是农业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说，农业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前后，但显著发展就是在八千年左右，农业的发展支持了文明的起源。贾湖具有一种标本意义——它正处于在农业早期发展的门槛上，从此地可以直观看出农业发展带来的变化。如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所说，贾湖遗址最早的年代为九千年，与农业起源时代相距不远，如果同农业尚未出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比较，判若两个世界。“从贾湖可以清楚地看出，农业的出现的确是场大革命，迅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进步。”俞伟超曾写道。

当时，贾湖先民已经吃上了稻米。长江以北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单一稻作农业遗存，只有贾湖遗址一处。

当年发掘时，张居中要求所有东西都要采样回来，土样也不例外。他们采集了一些被火烧过后板结的红烧土块，放在办公室里。1991年春天的一天，湖南考古所副所长裴安平路过郑州，来看望张居中，闲聊中，张居中问起彭头山遗址的古稻是怎么发现的，那是裴安平主持的考古项目，刚刚公布了古稻的发现。裴安平说，陶片上就有稻壳和印痕啊。然后指了指地板上的红烧土说，这里面说不定就有。张居中拿起一块掰开，真的发现了一个稻壳的印痕。他们接着掰了一上午，找到了十几个稻壳印痕，后来经过检测，确认为水稻。

贾湖原本是以采集渔猎为生的社会，之所以开始栽培农作物、扩大食物来源，必然是发生了剧烈的环境变化。根据环境考古结果，距今8900年至8700年发生了强低温事件，生活在亚热带与暖温带气候过渡带的贾湖先民，在冬春季获取食物想必变得困难。紧接着，距今8700年至8500年的急剧持续升温，又为稻作农业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解决食物短缺问题的良机。

“那时候贾湖人以渔猎为主，但狩猎、捕捞、种植、养殖、采集五大门类都有了，餐桌还是挺丰富的，营养还可以。”张居中笑着说。根据对人体骨骸的测量，贾湖遗址男性平均身高171厘米，女性平均身高167厘米，比今天全国平均身高还高。

在生活中的一些方面，八九千年前的贾湖人与今人其实相差不大。除了同样吃大米、喝酒，他们也养猪和狗。贾湖的居住地和墓地里出土了11个埋狗坑，埋葬着狗的完整骨骸。这是人们对家养动物一种有意识的处理，说明狗并不作为食物，而是被驯化的伙伴。“狗活着时为主人看家护院，死了就埋在房子旁边或墓地里，继续为主人看家护院。”张居中说。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动物考古专家袁靖说，迄今为止，贾湖遗址出土的狗是中国最早的家畜。“最早把狼驯化为家犬之时，当时的人很可能是首先将其作为宠物来对待的，这毕竟是当时第一种与人亲近的动物，而且会对人摇尾巴、亲近人、舔人等行为，都会增加人对它的好感，希望随时在自己身边。”袁靖说，这种行为出自古人对于友情的认识，也进一步丰富了他们对于友情的认识。

关于水稻、狗、人体等方面的认识，都得益于科技考古的介入。张居中认为自己是当时很早认识到科技考古重要性的人之一，不过80年代发掘阶段，“脑子里这根弦还没绷紧”。发掘之后的研究中，他找到植物、动物、农业、矿物、古人类、年代学等相关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分头研究那些沾着泥土的出土物，将沉默的古物转化成科学成果。

1987年第六次发掘结束后，整整十年，张居中投入研究和考古报告编写中。仅仅是将陶壶搞清楚就花了一年时间，像拼图一样拼合碎片，再对比分析年代顺序，排好序列，分型定式，分出早晚。龟甲碎片也用去了大半年，粘起了几十副龟壳。1999年，近180万字的《舞阳贾湖》考古报告终于出版，奠定了贾湖遗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地位。

2000年，完成考古报告两年后，张居中从河南考古所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任教。该系的目的就是培养懂传统考古的科技考古人才。次年，他第一次带研究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选择的正是自己最熟悉的贾湖遗址。尘封14年后，贾湖遗址迎来第七次发掘，科技考古手段首次全方位介入。植物考古学家在现场进行浮选，将土样放在水箱中，炭化植物遗骸浮出水面，得到了大量植物遗骸，古人类专家则对人骨标本进行了现场鉴定。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贾湖人在贾湖村世世代代生活了1500年，直到一场洪水毁灭了家园。然后，贾湖人迁徙到哪儿去了？

贾湖文化之后进入仰韶时代，贾湖文化分布的地域内，出现了舞阳郭庄遗址、阿岗寺遗址等。张居中说，这些遗址上的新居民与贾湖先民虽有些相似之处，比如种水稻，以及建房屋、制陶器的方法，不过这些相似之处主要是共同地理环境造成的，很难证明有继承关系。

而贾湖文化与淮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之间却出现了更多相似之处，尤其在墓葬和葬俗方面。两者都有大量石器、骨器以及动物随葬，墓葬中都有龟甲，龟甲下都装着石子……而葬式、葬俗恰恰是维系一个人类共同体的文化内核。张居中由此提出一个推测：贾湖先民离开家园以后，其中一支沿淮河东下，迁徙到了同纬度的安徽、山东、江苏等地。

那么向西呢？南阳盆地直到秦岭东麓，也是贾湖文化的分布范围。贾湖村往西50公里处的方城大张庄遗址，有大量直接继承自贾湖文化的因素。此地正好穿过叶县——方城走廊，这是连接华北平原与南阳盆地的咽喉要道。当洪水泛滥，家园沦陷，另一支贾湖人或许就穿越过这条走廊，到同族群生活的他乡生息繁衍。

他们留在贾湖村的遗存埋藏得并不深，考古队挖了不到半米就发现了踪迹。八九千后的后人发现，贾湖先民是一群有着特殊生活方式的人。

考古学家俞伟超曾描述过，贾湖的陶器与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相当接近，而龟甲占卜和獐牙随葬的习俗，则与年代稍晚的山东、苏北大汶口文化乃至安徽薛家岗文化接近；贾湖的稻作农业，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都不存在，却与长江流域一致。这意味着，贾湖是一处独特的文化，包含着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两大片文化系统的若干因素。俞伟超由此认为，考古报告中提出“贾湖文化”的概念是非常正确的。

在黄河中游的嵩山周围地区，距今8200年至7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裴李岗文化，以最早发现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命名。那段时期的整个中国，也被笼统地归纳为裴李岗时代，其后便进入文明形成的仰韶时代。贾湖遗址与裴李岗文化有较长时间段的重合，刚发现时，被理所当然认定为裴李岗文化范畴。但随着一些独特文化现象的出现，张居中认为贾湖与裴李岗文化有较大差异，应该命名为贾湖文化。俞伟超同意此说。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贾湖遗址与裴李岗文化大同小异，可以称为裴李岗文化的“贾湖类型”。

贾湖遗址出土的骨镖（上 图）、石饰（下图 ）。 图/贾湖遗址办

在同一时间的其他地域，长江流域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彭头山文化、高庙文化，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中，也出现了水稻、黍粟、祭祀等遗存，与贾湖有相似的发展高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包括宇宙观、宗教观、伦理观、历史观，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等知识。这些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以及较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将中国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八千年以前，可以视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

韩建业认为，贾湖文化最具冲击力的地方，就在于精神世界的世界观、伦理观和历史观。“那时天圆地方的世界观形成了，出现了与历法相关的规和矩，有占卜用的龟甲、石子、符号，已经开始敬天法祖、向天卜问。伦理观主要是指墓葬，八千多年前就有了非常好的竖穴土坑墓，这是一种入土为安的思想。墓葬排列整齐，一直延续几千年，中国的墓葬一直是这样，体现了典型的亲情伦理血缘关系。历史观指的是非常强大的祖先崇拜习俗，有的祖坟持续了几百年，当时全世界完全没有第二个例子。”

张居中今年已经69岁，对贾湖仍有很多疑问，他的团队正在研究贾湖绿松石来源等问题。1999年的考古报告中，张居中留下了一个遗憾，他分析了贾湖文化的去向，却没有解释其来源，因为他认真思索后，仍然没有理出头绪。20多年来，他没有放下这个问题，如今心里已经有一个轮廓。“有思路了，但还属于科学假说阶段，有点虚无缥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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