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线前世今生：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1875年前后，北京内城外的景象。远处是正阳门及其箭楼。高墙下铺着有规则的几何图形，是晾晒的畜粪，墙角下有晒粪人临时搭建的窝棚。图/FOTOE

追溯北京中轴线何以产生

又如何变迁

其实也是为“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追溯北京中轴线何以产生，又如何变迁，其实也是为“北京何以成为北京”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朱祖希清晰记得初见北京城的情形。1955年，朱祖希以第一志愿考取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他告别故乡浙江，乘坐汽车、火车，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到了前门火车站，高大的正阳门城楼蓦然出现在眼前，让他震动。

从南端的永定门、正阳门，穿过古都北京的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再向北至钟鼓楼，就是全长约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60多年后，作为历史地理研究专家的朱祖希，开始在各种大大小小的论坛和讲座上讲北京中轴线是怎样产生的。即便是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也不一定能说清楚北京中轴线是什么，以及它承载着怎样的历史。

在北京城，最能够清晰感知到中轴线存在的地方，一定是在老城的高处。站在景山公园的万春亭，能够看到紫禁城的核心建筑沿着中轴线依次位列，两边的建筑按中轴对称。登上鼓楼的69级台阶，在二楼向南远眺，能看见遥相呼应的景山万春亭，也能明明白白看到一条轴线位于北京城的中央，青砖灰瓦的建筑错落在中轴线的两边。

自梁思成在上个世纪40年代提出北京中轴线的概念以来，中国学者就开始探寻北京中轴线的起源和演进。追溯北京中轴线何以产生，又如何变迁，其实也是为“北京何以成为北京”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都城建设的理想模式

朱祖希在北大上的第一课，就是时任北大地质地理系主任侯仁之在“迎新会”上给新生作的“北京的起源及其变迁”报告。侯仁之在讲到北京在城市规划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时，会先提到《周礼·考工记》，因为其描绘了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理想模式。

《周礼》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即王者建立都城，首先要辨别方位，确立宫式居所的位置，目的是使天下人各安其位，烘托君子重威。

《周礼·考工记》对都城布局的规划，则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指的是王都平面呈方形，每面三座城门，城内分为面积相等的九个部分，分别规划为不同的功能区，宫城作为全城规划的中心，位于城内，王宫内按前朝后寝规划，宗庙和社稷对称置于外朝左右两侧，宫城的南北一线则是城市中轴线，中心线前有王宫，后有市。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古都学会会长王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周礼·考工记》中关于都城建设的理念，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都城的建设。而在理想的都城建设蓝图中，就有中轴线的存在。

关于中国古代第一个出现中轴线的都城是什么，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存在不同的答案。一些史学家认为，曹魏时期的邺城是第一个出现中轴线的都城，距今有1700多年，当时出现了一条简单的中轴线，即南北向的穿越大道。而在收录了多位著名考古学家和学者文章的《从考古看中国》一书中，考古学家王巍称，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4000多年前的夏宫，不仅位居都城正中，且宫内城多座宫殿的格局已呈现出“中轴突出，两翼对称”，前后几进院落排列整齐的格局。这意味着中轴线在中国都城的建设中可能出现得更早。

无论如何，中轴线的城市规划理念在数千年前的中国古代都城便已经出现，是毫无异议的。

魏晋南北朝时的都城洛阳，已经出现明显的中轴线。隋唐时期，对于都城中轴线的规划则已经开始具有一种自觉意识，宽约150米的朱雀大街即是长安城的中轴线，城中心部分的布局也都依据左右对称的原则。到了北宋的东京，虽然其平面布局东西两翼不对称，但自大内的宜德门到里城的朱雀门，再到外城的南熏门，这条“御街”显然是全城的中轴线，并且东京城在扩建时，也力求形成一条城市轴线。

北宋灭亡后，金朝占有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开始为巩固这片疆域采取各种措施，其中就包括确立都城体系。在海陵王夺得皇权后，他迁都燕京，改称中都，使得北京成为一代王朝的首都，并一直延续到元、明、清三代。

海陵王新建的金中都城，也出现了北京都城史上第一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南起金中都城的正南门丰宜门，北至金中都城的正北门通玄门，全长约9里，中间贯穿了整个皇城的各组宫殿。

现在，金中都城的中轴线只剩下一些残缺遗址。2002年7月，金中都建都850周年前夕，当时北京宣武区政府在西二环白纸坊桥南的金中都大安殿遗址处修建了一座北京建都纪念阙。

从数千年前夏宫“中轴突出，两翼对称”的格局，再到金中都的中轴线，中国古代都城不断向《周礼·考工记》中的都城规划理想靠近着。

起源元大都

2014年前后，北京文史研究馆决定出版一套系统介绍北京中轴线的图书，王岗成为这套书的主编。2017年，分上下两册的《古都北京中轴线》正式出版，其中，从金至清朝的北京中轴线更迭过程占了此书相当大的篇幅。

王岗说，金中都城出现了北京的第一条中轴线，现在的北京中轴线，其位置是在元大都时确定的。元灭金后，放弃沿用金中都城，而是在东北方向另选新址，建造元大都城。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种《周礼·考工记》中提到的模式很早就出现了，“但是要在一座拔地而起的都城里体现这种理想，非常困难。”在王岗看来，直到元大都，统治者才第一次把这种理想的模式变成现实，并且建造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都城中轴线。按照侯仁之的观点，对《周礼·考工记》的规划思想体现得最为彻底的当属元大都城。

在元大都的建造中，钟、鼓楼被放在了全城的中心位置，这是以往的都城模式中从未有过的。“从汉朝开始，古代都城设计建造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王岗说，从汉朝一直到唐朝，一直认为北边是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全城最北边的位置都留给了皇城。到了宋朝，崇尚的是“中”，认为中心的位置是最重要的，所以把皇城和宫城从全城的最北边挪到了中心位置，“到元大都，并不是把皇城放在了全城中心，而是把钟、鼓楼放在了中心，全城最重要的地方”。

钟、鼓楼是人们了解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地方，一年四季十二个月，每天十二个时辰，都是通过击鼓鸣钟来显示。将钟、鼓楼置于全城中心，意味着元大都的规划者把宇宙的活动，或者说是万物运行的规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在元大都城，皇城被放在钟、鼓楼的南面，全城南面的中心位置。太庙被安置在皇城东侧，符合“左祖右社”中“左”的位置，社稷坛被安置在皇城西侧与太庙对称的“右”的位置。商市则分布在都城中心钟、鼓楼一带，以及各个交通枢纽的大街和城门附近。

元大都城的建造者实现《周礼·考工记》中理想模式的过程，也是一个让国家统治者不断巩固政治合法性、突出皇权至高无上的过程。

明代永乐大帝将都城迁往北京后，北京城较元大都整体南移，太庙和社稷坛从皇城两侧挪到了皇城前，但中轴线的设计仍被严格保留，形成了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模式，突出紫禁城的核心地位。人们如今所看到的北京中轴线大部分建筑，基本是在明时期建造的。

朱祖希记得，侯仁之给北大地理历史系讲课时，在提到北京城的政治主题时，会讲到一位县太爷的故事。明代，一位县太爷受到皇帝召见进皇城，他先进入大明门，诚惶诚恐地走完500余米的千步廊，看到金水桥，视野一下开阔了，县太爷以为，过了金水桥，进承天门后就能见到皇上。没承想，进了承天门后，还要走180余米到端门，然后再走380余米到午门。进了午门，视野再次变得开阔，看到内金水桥，前面是奉天门，要再走180余米。过了奉天门，县太爷终于看到奉天殿，走过去就能见到皇上了，但是经过前面一长一短、一短一长地在中轴线上的行走，县太爷扛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瘫倒在奉天门。

朱祖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说明都城规划者已经注意到环境、空间、行走距离的变化会给人造成心理压力，并把对皇帝的崇敬融合到了对都城的规划上。

清代继承延续了北京中轴线整体空间格局。顺治时期和康熙时期，均对中轴线区域宫殿、坛庙等国家礼制建筑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和重建。雍正时期主要完成了对景山寿皇殿的修缮，乾隆时期则完成了重华宫等一众宫殿的改建和新建，扩建、修缮了天坛等坛庙礼制建筑。这也是北京中轴线进入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建设阶段。

但北京中轴线不只是作为皇权至上的标志所存在。作于乾隆三十二年的《京师生春诗意图》，由正阳门大街画起，由南向北一直画到景山，描绘了雪后京城中轴线的面貌。画中有皇帝拜见太后，有朝臣官员进宫拜谒，也有前门大街的车水马龙，市民在中海排成队列冰嬉。商业活动和市民活动极为繁盛的北京中轴线及其两翼，始终承载着“普天之下，唯我独尊”以外，属于市民的生活印记。

北京海淀区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图/FOTOE

景山上的“北京城南北中轴线”地标。图/视觉中国

北京正阳门与永定门之间，南中轴线仿古御道上的地标。图/视觉中国

认识北京中轴线

尽管自元大都以来，北京中轴线就已经存在，但第一个提出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是建筑学家梁思成。

在梁思成于1932年发表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中，他总结了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基本原则和特征，使用了“南北中线”的说法。梁思成1942年编写、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中，则在论述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特点时，开始使用“中轴线”一词，“紫禁城之全部布局乃以中轴线上之外朝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朝会大典所御也”。自那以后，“中轴线”成为梁思成普遍使用的概念，尤其是在提到北京的规划时。

梁思成用了极大的热情赞美中轴线，称北京独美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梁思成也说北京中轴线“是有音乐节奏”的，北京中轴线被他形容为有层次、有高峰、趣味深长的画卷。

在梁思成和陈占祥于1950年共同撰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中，北京的中轴线概念再次被提起。梁思成和陈占祥建议避免大规模拆迁，将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不过，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

自1950年代以来，因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北京的城门和城墙逐渐被拆除。位于北京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是中轴线上重要的标志性建筑。永定门瓮城城墙从1950年开始被陆续拆除，1957年，永定门城楼和箭楼又以“妨碍交通”和“已是危楼”为由被拆除。此后，北京中轴线失去了南端点。

伴随着北京城市建设，一系列考古工作也开始展开。拆城墙的步伐没有停止，但这些研究竭力拼出一个对北京城更完整的认识。

1964年，考古学家徐苹芳等人以考古勘探的手段，鉴定了元大都中轴线的位置，证实从鼓楼到景山的大街就是元大都南北中轴线大街，与今天地安门南北大街是重合的，证实了元大都城南半轴规划建设中轴线的走向，元大内就是建在这条中轴线上。

从1964年到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郭、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基本探明了元大都外郭城的形制和范围，以及皇城和宫城的范围，形成一系列考古报告。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推动了后来对于元大都建城思想的研究。例如在考古工作的基础上，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赵正之指出，元代中轴线即明清中轴线，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和胡同基本是元大都的遗存，得到了徐苹芳的证实。傅熹年则在《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一文中，复原了元大都宫城大明殿与延春阁建筑群的布局，并在其著《中国古代都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一书中，对元大都整体规划与建筑群布局进行了探讨。

人们对于北京中轴线的认知，也在1960年代至上世纪末通过侯仁之、刘敦桢、于倬云、傅熹年等人对于元大都城、紫禁城的规划思想和建筑设计的研究，得到不断完善。

1999年3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在政协北京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交了重建永定门的提案。彼时，中央已经明确提出首都城市发展要注意保护古都中轴线、皇城、文物建筑、古都格局。但是，在引发“永定门应不应该重建”的讨论之后，这份提案并没有获得积极回应。

2000年6月，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委员王世仁和一些专家给北京市文物局写了一封《关于重建永定门的建议书》，其中写道：“完整的中轴线代表了北京的历史文脉。中轴线上的门、桥、枋、殿，就是文脉的标志，每处都记载着首都的历史变迁。城市失去历史标志，等于失去了记忆，保护好中轴线，也就是使后人不至于看到一个失去记忆的城市。”

这份《建议书》得到了市领导的批示和重视，2004年3月10日，永定门的复建工程正式开始。王世仁曾回忆，为了保证永定门的“原汁原味”，文物专家以1937年的永定门城楼实测图为基础进行了复建设计，从非洲购置了12根铁力木，加工成12米高、重4吨的“金柱”，另外，两段百米长的明末御道在复建工程中重见天日，百余块清代旧城砖也回到了永定门城楼上。

2004年9月，永定门城楼竣工，重新屹立在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在北京的老城保护被放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时，原本南部已经失衡的北京中轴线，自此又完整了。

永定门门楼下的中轴线南端点地标。摄影/张洁

从景山公园万春亭望向故宫。摄影/张洁

北京太庙是拍摄婚纱照热门地点之一。摄影/张洁

“让人一直找得到北”

被称为“北京通”的侯仁之，在1991年提出了北京城市规划设计中的“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北京城的中心建筑紫禁城，是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北京城规划建设一大艺术杰作。第二个里程碑是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它赋予了具有悠久传统的全城中轴线崭新的意义，在文化上显示着承先启后的特殊意义，即‘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第三个里程碑是奥林匹克公园的建设，突出体现了21世纪首都的新风貌，标志着北京走向国际大都市的时代已经到来。”

侯仁之所说的第三个里程碑，也是北京中轴线第一次向北延伸的标志。1980年代末，北京申办1990亚运会成功后，为了连接城市中心和亚运村，在北二环鼓楼桥引出鼓楼外大街，向北至三环外，为北辰路。中轴线被延长了。此后北京申奥成功，中轴线再次向北延长，鸟巢和水立方落在了轴线的两侧。

1969年，6岁的张洁随父母来到北京，脑中从来没有过“北京中轴线”的概念，直到1988年。那年天刚热起来的时候，张洁才知道，见证了自己的童年，并且自己仍生活着的安德里北街21号院，要被一分为二，因为“中轴线要从中间通过”。那一年，张洁和许多大院里居民的家都被拆除，然后搬迁。

后来回忆起1988年的那个夏天，张洁感到惋惜，“没能把当时的场景拍下来，是我摄影职业生涯以来最大的遗憾之一。”张洁从1981年开始摄影，现在是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事、中国煤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近些年，他的业余时间几乎都在北京中轴线上穿梭，在中轴线上拍的照片，累计存储容量已经有8TB。

2018年，张洁出版了摄影集《钟鼓楼——那些年那些事》。早在2008年，张洁就准备做一个关于北京中轴线的长期拍摄项目，当时，他看到美国《时代周刊》将钟鼓楼一带评为“消失前最值得看的地方”，随后以钟鼓楼作为最早拍摄的对象。张洁在钟鼓楼地区的北京一中度过了中学时代，他还记得自己与同学玩耍打闹的身影散落在钟鼓楼地区的哪些角落，“对鼓楼是有情怀的，我去拍摄的时候，也是寻找儿时记忆”。

落于北京传统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地区，一直是商业繁华所在。张洁在拍摄中串起了对钟鼓楼地区的回忆。上学时，钟鼓楼胡同里，邻里关系总是和睦，互相知道对方家钥匙放在哪里，去同学家串门，总被同学家长留着吃饭。后来再去，钟鼓楼两侧都是各种酒吧、咖啡屋，还要很多玩摇滚的，音响震得左邻右舍都受不了。“1996年之后，钟鼓楼周边地区环境受到治理，进入另一种状态，突然多了很多外地人，甚至外国人，都到胡同里了，我就觉得，北京城不愧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它能够吸纳所有人。”

张洁花了8年时间拍摄钟鼓楼，同时也在对北京中轴线进行拍摄。2021年，张洁出版摄影集《北京中轴线》，影像中，高铁列车从永定门前驶过，数千市民在雪中的故宫赏景，中年男女在雨中的社稷坛撑伞走过，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仰山里，游人在“北京中轴线仰山坐标点”拍照留念。

生活在北京城的市民，参与着北京中轴线的变迁乃至不断延长。而在学界，在北京于2011年提出中轴线申遗之后，对于北京中轴线的研究逐渐走向高峰。

受到关注的课题有很多。例如北京中轴线的长度到底是多少？7.8公里的说法被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不符合中轴线的文化内涵，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建设部科技司、外事司原司长李先逵认为应以传统的“里”数来表达，应该是15里，而“十五”是个神秘的“天机之数”。例如北京中轴线的起点到底是永定门还是钟鼓楼，是南端为起点还是北端为起点？两种说法都有学者支持。例如北京中轴线与正子午线并不重合，而是略向东偏移，因此许多学者根据文献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军认为，北京中轴线的逆时针微旋两度是先人在具备了精确测量能力下作出的选择，与明堂制度、敬天信仰、顺山因势的择地观念存在深刻联系。

关于北京中轴线历史溯源和文化内涵的讨论，一些问题已经取得共识，一些问题还在被争论。但所有这些争论都在共同塑成我们对北京中轴线，以及这座城市的认识。

几年来的拍摄，让张洁有了一个重新认识中轴线的机会，“中轴线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就去挖掘吧”。尽管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摄影集已经出版，张洁依旧在拍摄北京中轴线，“中轴在，方向便在，可以让人一直找得到北”。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北京文史研究馆编著《古都北京中轴线》和朱祖希著《营城：巨匠神功》）

发于2022.10.3总第106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中轴线前世今生：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记者：张馨予（zhangxinyu@chinanews.com.cn）

中国新闻周刊

保护北京中轴线有多难？

2014年12月8日，北京钟楼湾胡同原32号院，工人们正在清理施工垃圾。摄影/张洁

尽管家住北京四环外，但在周末，秦红岭喜欢换三趟地铁，进入二环里的老城区，在钟鼓楼及与其相连的什刹海周边漫步。她是北京建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写了多部有关建筑伦理与城市文化的专著。穿梭在钟鼓楼前的市井中，在她眼中，是“感受老北京魅力和人文气息的过程”。

北京的老城凸字形城廓中央，一条15华里（约7.8公里）的中轴线纵贯南北。在中轴线的最北端，是高47.95米的钟楼和46.7米的鼓楼，晨钟暮鼓，掌握老城的节奏。从钟鼓楼出发向南，穿过万宁桥，翻越景山，就能抵达紫禁城。

钟鼓楼紧邻的什刹海，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元代起，南方的商船满载着粮米、丝绸、布匹、茶叶、木材等物资抵达，形成“前朝后市”的繁荣，古老的商贸传统从胡同的名字可一窥千秋，比如烟袋斜街和白米斜街，过去即为特定商品的集散地。这些胡同所在的地安门外大街全长约730米，北起鼓楼，南至地安门，东连南锣鼓巷，西临什刹海，是中轴线上形成时间最早、形态最稳定的商业街市。

在秦红岭看来，地外大街胡同里的食肆、人群和胡同居民，都令她想起家乡成都的街头生活，但与成都不同的是，在什刹海岸边的屋顶露台喝茶时，她能看到高大的钟鼓楼，老房子的屋脊连绵如海波，在景山的万春亭形成高点。“感觉非常棒，因为能感受到城市的意象。”她说。

市井的烟火气延续至今，古老街区有了时尚元素。“这是特别自然的风貌。”年轻人扎堆在老街巷，是秦红岭乐于见到的，她提起在鼓楼前拍婚纱照的新人，在钟楼和鼓楼间的空地活动身体的老人，以及冬天什刹海溜冰场人满为患，“古老建筑空间与现代市井生活的融洽气氛，是钟鼓楼独有的”。

在遍地“古董”的北京，古建筑融入现代的场景越来越多，这是文物可持续发展的探索。2011年，北京启动了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百余项文物修缮工程相继启动。

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北京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于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50周年，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历史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我们提起中轴线申遗，其实是为了历史城市更好的保护和发展，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追求的遗产保护目标是契合的。”

恢复“第五立面”

在钟鼓楼西北侧，地安门派出所旧址南侧有个未命名小胡同。胡同路窄，只能并排走两人，入口处摆着几盆辣椒，老史的房子在一道不起眼的窄门里。

那间小房共35平方米，住着48岁的老史一家四口。在这个局促的家里，还生活着十几只鸽子，鸽笼架在屋顶上，每天早晚，老史要把鸽子赶到房子上空盘旋几圈，灰白的鸽影掠过鼓楼城墙和连片的房脊，构成“豆汁儿焦圈钟鼓楼，蓝天白云鸽子哨”的老北京生活图景。

老史是国企员工，收入不高，养鸽子是他的爱好。他的旧鸽笼是用石膏板砌的，凸起在房顶上，石膏板很快老化，变得灰黄。最近西城区政府为他免费置换了新鸽子笼，笼子是铁做的，顶上做成老房顶的样式，整体涂成深灰色，与街区融为一体，从高处望去，仿佛鸽子也住进了老房子。

鼓楼附近街区的改造提升已经完成大半，老史居住的西北侧正在施工，目的是提升公共空间品质。什刹海阜景街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刘维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此轮改造包含东轿杆胡同、西轿杆胡同、小铃铛胡同、地安门派出所旧址南侧未名胡同等四条胡同，对其沿街房屋立面及门楼进行了整治，胡同里扯出的弱电飞线，以及墙面上的电箱，进行整理和改移消隐，此外还对胡同的道路进行铺装，并拆除违建，重新铺装道路，以及修通下水管。

在刘维岩的办公室里，并排挂着两张图片，都是站在鼓楼的俯视视角，远处是景山万春亭。一张拍摄于2021年4月，画面以地安门外大街为轴，大街两侧，传统的人字形屋顶隐没在加建的棚子间，空调室外机随处可见，而另一张是整改后的效果图，超高的建筑被降层，房顶被恢复成古老制式，古都风貌显现。

屋顶构成的景观，被称作“第五立面”。刘维岩说，第五立面整治是一项重点工作，其包括对不符合中轴线申遗要求屋面的改造、违建拆除、附属设施改移、鸽舍整治等，同时配合什刹海街道开展屋顶、胡同违建的拆除恢复。“就是对房顶的整治。”他说，除了拆除房顶违建，对影响设施外立面和第五立面的棚架，会根据需要拆掉或者进行绿化，占据屋顶大块面积的太阳能热水器集热板，被拆掉后，由政府免费给居民置换为室内电热水器，而四处“点缀”的空调室外机，也被从靠近房顶的墙上移到更隐蔽处，对于难以隐蔽的，就采取遮罩处理，“从外观基本看不出来”。此外，一些现代风格的小楼被降层。比如原地安门派出所由三层降成了一层，将来进行恢复性修建后，就有了中式老房子的人字顶。

刘维岩介绍，在钟鼓楼西北侧，第五立面整治工作实施范围为铃铛胡同以南，鼓楼西大街以北，旧鼓楼大街以东至西城区区界区域，总占地面积约1.19公顷。目前，第五立面整治工作共涉及屋顶、屋面施工92处点位，涉及居民89户，房屋182.5间，建面2536平方米。目前，满足施工条件的64处点位均已开工。

在地外大街，也开启了“复兴计划”。刘维岩介绍，在民生改善方面，修理了下水道的排水系统，解决了临街低洼院落积水问题，还修建了方便老人和残障人士出行的无障碍坡道。而在商户外立面的更新方面，按照“一户一设计，一户一方案，一建筑一对策”，以及“微修缮、微整治、微更新”的方针，他们召开座谈会，让周边的居民和商户广泛参与，听取居民的意见，获得了居民的支持。

“中轴线申遗是国家的大事，片区居民总体都是支持的。”刘维岩提起，清理胡同违建的过程中，为了修整第五立面，在对房顶上的违法建设拆除前，也与居民进行了充分和平等的协商，“没有一处是通过行政强制手段拆除的”。

鼓楼地区部分居民居住困难，正式房面积普遍只有十几平方米，因此，他们搭建超高违建用于居住和生活。刘维岩说，目前有三户人家，由于搭建的违建拆除之后，就失去了居所，但因种种原因不具备保障房条件，最终也就没有拆除，而是进行改造。

尽管几乎所有居民都获取了妥善安置，但也有令刘维岩感到内疚和遗憾的人家，比如住在地外大街附近的一户居民，在12平方米的合法房屋上加盖了两层，一层作为厨房和厕所，二、三层居住，为了支持申遗，他们同意将违建部分拆除。

“他们在顶上搭到三层，特别显眼，我去做工作，说影响第五立面的视线，违建需要拆除，他们很支持工作。”刘维岩如今依旧记挂着这户人家，经常去走访看望，力争帮其解决问题。他介绍，钟鼓楼附近的平房，产权大多属于政府，是过去分配的“公租房”，那户12平方米的人家是重组家庭，只有女主人一人的户口在西城，男主人和女儿都是外地户口，而房子的承租人是女主人另外的亲戚，但享受政策的只能是原本房屋的承租人，也就无法惠及到这一家三口。

2007年12月，北京什刹海地区正在翻新改造的胡同。图/视觉中国

为了令老院落恢复原有肌理、传统风貌，再现四合院生机。2021年春天，钟鼓楼周边街区启动了“申请式退租”工作。这项工作本着 “居民自愿、平等协商、公平公开、适度改善”的原则，实施范围内满足退租条件的居民均可在完成相关手续前提下提出退租申请，政府将提供货币补偿，符合条件的居民可申请位于大兴区和朝阳区的共有产权住房或公租房。

刘维岩介绍，在钟鼓楼西北侧区域，共有院落30处，居民185户，房屋369间，建筑面积5250平方米，申请式退租工作于2021年3月15日启动，并在2021年5月14日完成集中签约工作，共有14处院落参与退租工作，累计完成72户退租，退租的房屋共107间，建筑面积1532.14平方米，其中直管公产66户房屋97间，建筑面积1382.79平方米，私产6户，房屋10间，建筑面积149.35平方米。

刘维岩说，将小房子在稍远的区域换成大房子，深受居民欢迎。他记起，有一户姓石的人家，三口人住在9平方米的房子里，通过申请式退租购买了两居室，还有原本居住面积只有20平方米的老彭，购买了大两居之后，还剩下了一笔没用完的补偿款。

申请式退租的目的在于疏解钟鼓楼区域人口，恢复古城肌理。“没有把人一刀切地往外赶。”秦红岭认为，这就是钟鼓楼区域申请式退租的好处，这项政策的施行，其目的在于减少30％~50％的住户，将“野蛮生长”的大杂院修整好，而留下来的住户，也是中轴线景观的重要部分。秦红岭认为，文化遗产应该融合进城市里，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名杰说：“文物的赋存环境越来越好。有一个成语叫唇亡齿寒，如果文物是‘牙齿’，赋存环境就是它的‘嘴唇’，‘牙齿’要保护好，‘嘴唇’也得保护好。比如对文物建筑里一些非文物建筑进行了腾退，既保护了文物，又让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幸福指数大大提高，达到了双赢。”

申遗：保护古城的“抓手”

秦红岭提起，十多年前，当她在北京胡同里调研时，经常能遇到有趣的人，比如在康有为故居，那里已经成为大杂院，大杂院里有棵歪脖子树，当有游人经过，居住在大杂院几代的市民就会给游人讲解康有为和树的历史。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和传统，是珍贵的历史印记。

但这些历史印记曾遭遇消失的威胁。“人口爆炸”导致的私搭乱建，令胡同失去了本来面貌。吴群在北京生活了40年，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起，1994年，百盛进入中国，在二环里的复兴门内大街开了第一家商场，成为青年赶时髦的聚集地，商场附近停不下车，吴群就拐到附近的武安侯胡同寻找停车位。

百盛开在内城边缘，贴着西二环。据明嘉靖年间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其附近的武安侯胡同又称西四北八条，在西四地区八条胡同中最靠城外。吴群回忆，武安侯胡同很宽，路两旁长着老槐树，许多四合院是过去王侯的居所，有着高大的宅门，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朝向道路的老房子的后窗，那是一种复杂的格栅式窗户，刷着红色的漆，用一根木头顶开，这种形态的窗户他后来只在宋画里看到过。

武安侯胡同已在多年前被拆除，那扇窗保留在了吴群的记忆里。“至少在1990年代末，北京的胡同还是很美好的，很安静，建筑空间的形式还比较纯粹，没有那么多水泥和彩钢板这种新式材料。”吴群在1995年进入北京电视台，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20多年来，他通过摄像机的镜头记录北京的古建筑与新变化。

老房子里原本的生活形态也是独特的，但也有不方便之处，“一些大的独院设有厕所，但小的房屋是没有厕所的，需要去公共厕所。”吴群提起，他拍摄纪录片《北京记忆》时，作家刘一达讲起胡同里排队上公厕的“盛况”：“一条胡同住这么多人，先来后到，就在那轮着蹲吧，所以胡同叫‘轮蹲’”。

“过去没有排污管道，厕所都是旱厕，有专门的掏粪人职业。”吴群说，比如在北京南城有“粪张胡同”，即为掏大粪从业者的聚集处，另外老胡同的房子由于是土木结构，年久失修后容易漏雨，而在煤气管道接通之前，胡同里做饭都用蜂窝煤。

北京的老城生活是随着居所的变化而消逝的。在吴群的纪录片中，也再现了过去北京四合院和胡同生活“细水长流的从容之美”。而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北京常住人口增加，越来越多的民居院落都已不复当年的景象。“基础生活设施更加供不应求了。”吴群说，之后就是城市化，年久失修的老房子被拆除，层层叠叠的高楼拔地而起。

吴群说，他拍摄的胡同居民，有人也羡慕住在楼房的人，期盼自己也能住上有厨房、水龙头、煤气灶和马桶的房子。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为了减少空气污染，胡同“煤改电”，冬天取暖才由烧煤变成了用电，这之后，随着历史街区的保护被重视，“大拆大建”被叫停。

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1990年代，北京市曾提出夺回老城风貌，给新大楼“穿靴戴帽”，向传统风貌靠拢。“到底怎么恢复古都风貌？当时在反复碰撞和各种讨论当中，最终仍然觉得还是很难保护整个城市。”

在遍地古建筑的北京，曾划定25片历史街区。“按照现在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准，只需要有两片历史街区就可以了，但是在当时北京就能划出25片来。”吕舟说，划定过后，保护这么多历史街区又成了新问题，“很多四合院已经成了大杂院，居住环境怎么改善？老的房子都不能拆吗？是不是都要像文物一样去保护？”

在一些学者眼中，北京的“古都风貌”是空间的秩序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季剑青曾在他的著作《寻找旧京》中写道，想象一下我们回到了清代的北京，如今构成“古都风貌”的那些古建筑，都在一个几近完美的秩序空间中各安其位。宫殿、苑囿和坛庙等皇室建筑，既是行使政治权力的场所，同时又以其庄严神秘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遍布城内外的诸多寺庙满足着各个阶层宗教生活的需要，有的还发展为市集，或者因其景色风物，成为文人士大夫游赏雅集之地。它们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内在肌理，为居住其中的人们提供了现实的活动空间。

“更重要的是，古代北京城的各类建筑和景物提供给人们的现实生活经验，本身就充满了历史感。钟鼓楼的暮鼓晨钟，在日复一日有节律的报时声中，已经获得了深沉的历史意味，一种庄严的‘纪念碑性’。”季剑青写道，中国是具有深厚历史感的国度，北京是拥有数百年建都史和上千年建城史的都城。在清代的北京，人们随处都能碰到历史悠久的古迹，城阙、宫苑、寺庙乃至街市，都有漫长的过去可以追寻。

“人们常说下雪后北京就变回当年的样子，这是因为雪将违建的部分掩盖住了，凸显出了老房顶。”吴群说，在民国时期的照片上，以及老舍、季羡林或汪曾祺的笔下，老北京的生活都是闲适美好，这是许多人怀念的老北京风情。

2018年，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展示了自己生活过的老房子变化的影像。在1974年，20多岁的单霁翔拉着手风琴，在自己居住的四合院里留影，照片中的四合院正院里，只有正房和厢房，院子中间敞亮。到了40年后的2014年，单霁翔再回到自己长大的院子里留影，四合院成了大杂院，院子已经被违建和杂物堆满，只能看到正房和厢房的屋顶。

“北京的四合院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样？是她没有得到尊重，没有像故宫一样被尊重，没有得到尊重是因为人们没有看到她的价值。一个四合院，给它合理的承载的时候，它才有尊严。”单霁翔在那场演讲中说，当一个院子住了七八户人家，共用一个卫生间，一个水龙头，一家只有一间正式房的时候，人们就觉得四合院不适应生活需要了，房管部门也觉得它没有什么价值，停止修缮了，慢慢就给拆迁造成了理由，因为它没有尊严了。

“这不是四合院本身不好，是我们没有正确地对待她。”单霁翔认为，保护北京老城风貌，保护四合院，就要像对待故宫一样，给四合院以尊严，“给不堪重负的四合院减负，去掉超载的功能，大杂院才能重回四合院。”

吕舟说，经过多年的尝试和探索，伴随着中轴线申遗进程的推进，钟鼓楼附近的街区改造兼顾了人气和风貌，是接近理想的改造项目。

“如果整个北京老城得到了完整的保存，那么它本身就足以成为世界遗产，但是现在北京老城已经不完整了，城墙没有了，部分护城河也变成地铁了，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保留古城留下的东西，那么中轴线申遗就成为了保护古城的抓手。”吕舟说。

秦红岭认为，申遗可以全面提升中轴线遗产的管理和利用的水平，消除威胁和破坏中轴线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因素，推动其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申遗是中轴线获得更好保护的新起点，也是进一步推动老城更好地整体保护的契机和重要举措。申遗是一种文化的展现，一种文明的传达，不仅是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精神更深入的探索，更是对北京老城这座世界著名古都进行整体保护的探索。”

2006年12月，北京钟鼓楼周边的传统胡同区。图/视觉中国

完善申遗保护工作体制机制

63岁的于平曾担任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如今是北京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她在文物保护单位工作四十多年，深知北京保护文物之难。“中轴线沿线的空间里，产权管理使用单位极其复杂，既涉及中央单位，也涉及市属单位，还涉及各个不同的区，有时候就一个院子里，可能这一半属于东城，那一半属于西城，都扯不清楚的。”于平说，最典型的是钟鼓楼前的地安门外大街，西城区管辖街道和临街的商铺，及向东不可通行的胡同，东城区管辖东侧区域和可通行的胡同。

于平希望，通过中轴线申遗能够有效地、合理地推动文物保护单位腾退工作的探索实践。中轴线上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多是坛庙建筑，在特殊历史时期，一些单位和他们的员工搬了进去。“过去我们文物部门，只能是依法告知文物产权单位是对文物实施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要依法保护好文物，以协商的方式，让他们将占用文物中的居民或办公场所等进行腾退安置，但是这些单位也只能通过自己的渠道申请资金，解决安置问题，如果单位没办法解决资金，我们也没办法。”于平说，有的单位在文物部门的催促下，也只是给占据文物的职工发灭火器，进行防火演练，或者进行用电和用火安全教育，就算“履职尽责”，“如果说真正让他们安置这些职工，都找不到钱”。

于平提起，自2017年，“积极推进中轴线申遗工作”写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同年，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批准成立了中轴线申遗保护专项工作组，全面启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这是特别好的机制创新。”于平说，当中轴线申遗工作被纳入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并成立专项工作组后，相关的政府部门全都联动了起来。

“在工作当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央单位的占用怎么协调，包括资金怎么办。”于平说，于是在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简称首规委办）下面设立了职能机构，负责协调北京市属和中央部门的重大事项的协调，其中就涉及中央单位占用文物的腾退。

2022年6月，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近年来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中轴线沿线涉及多家单位，他们在首规委办的协调机制下，形成了“央地协同、军地互动、市区联动”的良性工作机制，破解了诸多难题。市级层面成立中轴线申遗办公室，组建了中轴线申遗保护中心。这些举措是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取得进展的根本保证。

而在2021年6月7日，在首钢园召开的“一脉传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座谈会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主任、首规委办主任张维透露，在完善名城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方面，按照《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要求，将名城委纳入首规委工作体系，涉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大事项，应当经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审议，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另外，在选优配强名城保护工作队伍方面，市委编办在2021年2月批复同意调整首规委办编制，新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处。

“首规委办以中轴线申遗文物腾退工作为抓手，正持续推动老城的整体保护和文物合理利用。”张维在当时的会议上说。

据了解，在推进文物腾退特别是中轴线申遗涉及的文物腾退工作中，北京市已完成皇史宬等文物内的住户腾退，目前正在有序推进太庙、天坛、先农坛文物腾退工作，研究推进醇亲王墓、贤良祠等文物移交和腾退事宜。北海医院和东天意商场也已完成降层，德胜门箭楼南侧公交场站实现全部腾退。

于平说，新机制的建立，解决了文物保护部门一直以来的心病。她以皇史宬的腾退举例，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建筑群，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位于故宫东侧南池子大街，明清北京城皇城的核心区域，1982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皇史宬北院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办公使用，南院为民居大杂院，其建成迄今480余年，仅1994年至2000年间向公众开放过。“住户一家一个煤气罐，很危险，居住条件也很不好，里面上下水都没有，卫生间也没有。”于平说，文物保护部门曾经给产权单位亮黄牌，要求他们排危解难，但直到中轴线申遗进入快车道，“大杂院”的腾退才获得进展。

据了解，2019年，北京市对皇史宬南院23户住户进行腾退；2020年，北京市拆除非文物建筑后交还产权单位故宫博物院；2021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为皇史宬的管理使用单位，完成了皇史宬北院的文物修缮和展览布设，于这年9月1日对公众预约开放。

这些文物多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占用的。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大机关缺乏办公地，就选择大的院落包括王府等地方办公，然后一直占用下来。比如在中轴线的重要遗产点景山公园的寿皇殿，就从1956年开始被用作北京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市少年宫）。

寿皇殿是明清两代皇家专用建筑群，被作为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场所使用，寿皇殿内各殿及主要建筑改为了教学活动场所，装上了西式吊顶和吊灯，2011年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启动后，中轴线上被占用的古建开始腾退和修缮，寿皇殿建筑群于2013年末正式回归景山公园，此后经过数年的整治修复，2018年11月，寿皇殿正式对游客开放。

于平说，北京市政府与国家文物局建立了“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部市联席会议制度，协同推进保护范围的划定、遗产价值的阐释和保护规划的制定等工作，此外在北京市层面也建立了协调机制，每两周开一次中轴线重大事项的协调专题会。

“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文物本题，而是综合考量城市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改善民生，这是政府最关切的。”于平说。

实现文物建筑的最大价值

北京老城原本为口字形，明嘉靖年间，人口增长，就在内城以南修建方形的外城，两个方形相接，组成“凸”字形。老北京城口字型的内城也被称为“四九城”，皇城紫禁城在最中央，四周有布控四方的四座城楼，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称“四向开门”，环绕皇城的内城四方有九座城门，正阳门位于内城南城墙的中心点，是凸字形城廓的正中心，内外城由此分界。

在现代语境中，正阳门将中轴线分为“北中轴”和“南中轴”。中轴线申遗点位中，内城的北中轴是“前朝后市”，而外城的南中轴主要为天坛与先农坛。由于历史原因，天坛保存相对完整，形成反差的是先农坛外坛区基本被新建占用，但内坛区古建筑保存较为完整。

先农坛拜殿。图/视觉中国

1990年，在先农坛体育场进行的亚运会足球比赛。图/中新

先农坛内的殿顶藻井。图/视觉中国

坐落在先农坛内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成立于1988年，是研究和展示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与营造技艺、先农坛历史文化的专题性博物馆，馆长薛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后，坛庙的祭祀功能消失，原为皇家祭祀禁地的先农坛被打开。1912年先农坛外坛墙北段被打破，开始有百姓进入其中种地。1913年元月，先农坛曾短暂向公众开放，此后内坛被民国内务部辟为“先农坛公园”，北外坛被辟为“城南游艺园”，后来两园并在一起，称作“城南公园”，“皇家禁地”向百姓彻底开放。而从1921年起，北外坛逐渐成为平民居住区，成为游艺者的聚集群落，附近的天桥成为表演的舞台，此后形成老北京的天桥商业区。

先农坛外坛东南区域的体育场，最早可追溯到1924年的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在1937年秋，在先农坛外坛东南区域开辟了北平特别市公共体育场，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是当时北平市第一座公共体育场。日占时期，在外坛的其他区域，还开辟了汽车修理厂、医学实验机构等。北平光复后，北平市政府沿用了这些功能。新中国成立后，先农坛内的机构对口交接给新政权，成为新中国的体育场和医学科研机构，这些机构及其职工也就留住在先农坛内。

1949年7月，华北育才小学进驻先农坛，利用古建筑作为教学用房，这所学校是抗战年代在延安成立的延安保小，迁入北京后改名为北京育才小学。1952年10月，天坛公园与北京育才学校经过协商，经北京市政府同意后，正式将先农坛古建筑区作为北京育才学校校区使用，范围包括内坛和神祇坛。薛俭认为，北京育才小学当时进驻先农坛既保护了文物，还发挥了古建筑在当时的最大作用，为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实现了文物建筑的最大价值，如今国民经济实力增强，教育事业也得到充分发展，有了更好的办学校舍，腾退文物建筑，恢复文物历史风貌，用来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同样是文物价值最大的体现。薛俭介绍，北京育才学校现已腾退出先农坛，新址并不远，只是迁出了先农坛内坛区域，“腾退后不仅对3000多名在校学生学习不会产生影响，新建校舍还会大大提升教学硬件设施，改善教学环境。”

薛俭提起，最先腾退的单位是在内坛办公的北京文物古建公司和使用“神仓院”作为办公地的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这两家单位同属于北京市文物局。他说，文物局积极贯彻落实“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要求，带头拆除内坛非文物建筑，如今已经恢复了古建筑的历史风貌，打开视廊，并种上了稻子和月菊供公众欣赏。

在明清时期，先农坛是历朝皇帝祭祀先农、亲耕耤田的重要场所。薛俭期望，未来的先农坛将打造成展示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新高地。通过展览和体验活动，让游客了解祭祀的内涵及历史原貌，并与文旅企业合作，对文物进行活化利用。“作为博物馆，我们要尽量向社会公众阐述它的历史。”

而在中轴线北端的钟鼓楼，刘维岩也计划，对申请式退租后留下的空房子进行恢复性修建和保护性修缮，“拆除院内的违法建设后，对老房子和老部件进行修复，在修的过程中，遵循微整治、微修缮、微更新的理念，采取老材料、老工艺、老手法，启用老技师，采用老制式、老格局和老模样，修出来的效果争取达到修旧如旧。”

刘维岩说，借此机会老街区还将补齐民生短板，对公共空间和厨卫进行更新，增加公共配套服务设施，比如地外派出所降层拆除后，就将成为新的社区居委会。

记者：苑苏文

中国新闻周刊